【人物综述】庞伟，声音很洪亮，笑声很爽朗，理着最短的头发，留着长而细的胡子，言辞坦率而真诚，说话很直的那种。他说“如果说一个国家连专业群体都不是济世的，没有对社会有责任的想法，那就太荒谬了。”

　　作为中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庞伟眼中的景观是人类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他引用了美国人梭罗的话说：你都不爱家乡的小径、池塘，你会爱自然？他一直热衷拍摄和推崇狗尾巴草，“野草之美”；他质疑和反感那些浩荡恢宏的“权力轴线”……汶川大地震触动了许多人，也触动了庞伟，让他对景观和设计的反思更加深刻，让他更加努力去实践“设计为人民服务，设计为解决问题”，让他更加推崇土地-人-神和谐的景观设计理念。

　　设计为解决问题，设计为人民服务

　　“爱心集结号”集结了广东设计菁英，以智显爱更彰显了设计师的特质。作为“爱心集结号”的领导人之一的庞伟说，世界本身存在着许多不公平和不合理，他为我们列举了一系列的数据：全世界有65亿人口中10亿人缺乏饮用水，更糟糕的是，世界上70％的人口所在地区没有电、医院或学校，一半人口每日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他说如果不看这些数据，身处繁华都市的人们是无法知道这个真相的。世界开发公司的创建者PaulPolack说，世界上大部分的设计师都致力于为只占10％的富人研制产品，提供服务。纽约CooperHewitt美术馆进行了新的尝试，策划了名为“为其余90％的人口而设计”的展览，收集了约30件优秀作品，从格兰纳达飓风过后被广泛应用的可降解紧急避难所、孟加拉的竹制水泵到独创的Q鼓。庞伟说，“比起为富人服务，设计系的学生和专业设计师应寻求和培养具有社会责任的设计解决办法。这个展览的性质就跟羊城晚报发起的做的'爱心集结号'是一样的。”

　　羊城晚报：在“爱心集结号”收集到的作品中，各类跨界合作的作品为主导。作为“爱心集结号”的发起人之一，您对灾后广东设计界爱心集结的意义一直有着怎样的思考？

　　庞伟：我觉得应该建立广州震后设计学派，是泛设计的。这批设计师应建立一个共识：反对滥装饰。反对用设计粉饰太平。反对用装饰来偷换设计的实质。主题就是“设计为解决问题，设计为人民服务”。我们现在的设计机制就跟政府部门一样，属于条块分工，你做室内，我做室外，他做建筑或平面。“爱心集结号”的意义就在于泛设计，打破樊篱，打破这种界限，我们互相学习，共同工作。

　　我们要把设计师这种灾后喷发的觉悟浪头凝固起来，使这个浪头形成一个较长久的姿态，这个姿态就是设计致力解决问题，而不是所谓的浪漫。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缺失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健康发展是极为有害的。设计是有社会责任的，设计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世界和人的真实需求，设计更应该为90％的人们而做。

　　当代设计缺乏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平民百姓需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的思考，因而也失去了设计中最可贵的工作力。创意是设计的一部分，但设计不仅仅是创意，它是一种关怀。好的设计也可以很保守，甚至可以没有创意；但好的设计解决了问题。

　　关于景观的当代面貌

　　我们的城市化中那些土生土长、那些不需要任何灌溉、不需要任何人工维护的本土植被被人遗弃，而代之以大王椰、美人蕉和模纹花坛那些所谓的“精品绿化”。那些需要大量管理、灌溉、高成本的园林花木。那些所谓的“精品绿化”和他们的美是无法持续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从旧园林到现代景观的审美价值变化？

　　庞伟：以前那些典型的“文人”园林，石头肯定是怪石、奇石，树一定是怪树、奇树，龚自珍直言的“病树”、“病梅”。如果每个地区的几个、几十个公园都按照这样来做，那这个国家就很离谱了——哪来那么多怪石？哪有那么多病树啊？那还怎么满足现在人们对氧气的需要啊？我们需要森林，乡村的、城市的森林，需要那些真正的植物，那些树仔头、怪树能产生多少氧气啊？

　　审美价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约定俗成的。传统园林里蕴含并流动着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士阶层审美特质的东西。当时是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掌握，而这些少数人对扩大再生产缺乏兴趣，于是就把财富积累到一个所谓审美的领域里，就拼命地去盖大院，修园子，用各种装饰，用各种名贵山石，奇花异草去显示财富，装饰和财富成正比！财富和奇花异草成正比！美学成了财富的包装，这在当代是不能被延续的。

　　现代设计运动实际上指出了最好的美学其实是人民的，审美趣味和国家的兴衰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看看北宋的山水园林运动和国家结局关系就知道了。美是具有时代性的，有特定的资源制约，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政治含义。

　　我们今天到法国去，大家知道法国当代社会做了那么多设计，它并没有再延续凡尔赛的路线，所做的都是新的文化、新的建设。我们知道人类的文化是叠加的，文化遗产我们该保留好、保护好，但是没有人再去复古一个金字塔或者帕提农神殿。我们中国今天在大量地城市化，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40％多，建设要满足公共性，古代的皇家园林和士大夫园林都不具备公共性。现在五一开放了去颐和园，去拙政园，去了也白去，你看不到任何古代那些优雅的东西，你看到的都是人头，都是那些无厘头的密密麻麻的盆花，古人所谓“煞风景”是也。面对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当代人的价值观，需要我们有新的对策和设计表达，这便是新景观，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

　　城市化不能是权力美学＋富豪美学

　　羊城晚报：中国人至今仍然沉醉于大广场、大马路、大建筑，认为“大”了就是现代化，认为花岗岩、铝合金、玻璃等等高档材料就是现代化，认为城市越大越是现代化。

　　庞伟：这种大城市观是有问题的。今天的中国城市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设想，今天的城市再扩大几倍的同时，“城市病”也随之扩大几倍，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局面！

　　夏季城市关闸断电的事，这几年已屡见不鲜。油荒、煤荒这些词不仅刺激着中国经济的神经，也提醒着这个近年来多少有点踌躇满志的国家，达摩克利斯之剑就高悬于我们的城市之上，这一点2008年我们看的更加清楚了。为了发展，我们已经透支了我们的国土生态环境资源，据介绍，中国的江河污染已经是全面性的；我们有42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我们的经济仍远没有摆脱“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总体水平。

　　美国这些年来反而提出：“新都市主义”。就是自己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去上班，也就是步行去上班，我一定不要住在离上班地点离得太远的地方，否则就浪费生命啊！如果我一天上班来回3个小时，那我一生得花多少时间莫名其妙地在公共汽车里头挤着，开着私家车还要浪费汽油、浪费空间。我们的社会可以通过规划让人们住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附近，在步行的几分钟之内，一定会有社区公园，能够享受跟自然的对话，这多道德啊！既是对自己生命的道德，也对国家的能源和空间的道德。

　　羊城晚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绿化方面的盲点是什么？

　　庞伟：我们的国情和生态状况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是一条极大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因素制约的发展之路，这就要我们走一条立足于节约、低耗，立足于生态恢复和保护、从而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路线。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我们许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工作似乎并不需要考虑和担扰上述这些巨大并且结构性的危机，仍然热衷于繁花似锦，热衷于修剪造型并把这些东西当作绿化精品来打造、来宣传。

　　绿化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美化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要去在乎生态安全。如我们的乡土植物体系，岭南有几万种植物。但我们热衷于洋草异木，城市绿化不够，而且很多都是作假的。那些台湾草、夏威夷草只能算低效的绿化。它能提供多少氧气？那些高尔夫草就更加危险了，大量的杀虫剂。发达国家都不搞这个，这个绿化很危险。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谈到对植物的认识，除了美化之外，还有安全问题：国土的生态安全，城市的生态安全。如果我们老是用那些装饰性的物种，或者老是用那些富贵的加纳利海枣，基本上对动植物的体系都产生破坏，时间长了会有非常大的恶果。植物、土壤、动物、气候之间应有一个很好的循环。滥用模纹花坛、滥用彩叶植物是不对的。我们要看到仅仅谈美化、仅仅谈装饰是设计师很危险的一条道路。

　　政治正确，尊重差异，新景观靠文化来塑造

　　庞伟一直旗帜鲜明，景观理念首先要解决“政治正确”问题，要尊重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念，尊重弱势群体，要推崇生态、环保的绿色观念。房地产商不应当推崇“人上人”的观念，不能从空间上去做“阶级压迫”的事。

　　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一些根本的人文觉悟要我们大家共同遵循的，要是今天不遵循这些，那人肯定是活错时代了。”

　　羊城晚报：你一直有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景观就是人的文化在大地上的投影。景观就是大地，就是生活。能阐释一下你的景观理念吗？

　　庞伟：我们强调必须要对人群和他们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一个群落，实际上都离不开“天地-人-神”，绝不能把一个充溢着魅力、生动、鲜活的东西变成所谓专业的、枯燥无味的东西。所以说景观的道路就是文化和人民的道路。在大自然里随便一个角落就可以得到的那种灿烂，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多数城市中却寻求不到？

　　真正的生活是充满差异的，是活跃有趣的。我们当下许多城市的景观则如出一辙，雷同、死板。你没把差异做出来，关于这点，我提出了方言景观的口号。方言是什么，方言其实是人文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吸取其它优秀城市的精华，同时又不能去简单地复制。同样属于巴蜀文化，为什么重庆和成都差别那么大？同样在广东，深圳和广州的差异巨大。但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这种差异性逐渐丧失，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带有霸权的，有些知识本身是蛮横的，比如说世界范围的英语知识霸权。你看现在情人节不是一个，是三个！这都是商家干的！这属于商业霸权，消费操纵。我们的地方知识，包括各地人们的一些独特的东西都在丧失，比如方言、少数民族服装使用了几千年，很快就会没了，消失了。与此相伴的景观也在迅速的消失、消亡。我们现在到贵州去，一些在城里打工回去的年轻人就不穿那些民族衣服了，而是穿T-shirt、牛仔裤、热裤，很快那些人文景观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差异和地方性在迅速丧失的年代，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努力。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我们当中真正的想象力匮乏，太多的东西无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其实设计就是一个消化知识、融会贯通、再有所创新的过程，设计师的工作无疑是应当更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既要向传统学习，又要在公元两千年以后做出我们这代人对大地的理解和创造，这就是想象力景观。我们有非常庞大的专业队伍和非常多的实践机会，但是却没有真正地将以人为主体的创新精神打开，没有真正打开想象力！

　　驳斥权力和富豪美学，主持城市化野草之美

　　一段时期以来，对称轴线在政府建筑和形象工程的建筑上表现明显。有人认为，房屋建筑一定要建在中轴线上才高贵威严，建筑材料也有阶级，植物也有等级，在一类的空间里面就不能有二类的材料、二类的植物。人间的等级、势利显然也与景观中一致。庞伟对此很是愤慨：“野草是贱民？要铲除掉？”他一向提倡城市化野草之美，提倡用本土的植物与城市共生，以自然为美，主张建设节能型的城市。

　　羊城晚报：当前人们在景观美学上有哪些误区？

　　庞伟：现在有些房地产商很离谱，以树不落叶为美，以落叶为不卫生。作为一个有点诗意、有点哲学意识的人，落叶知秋啊！其实四季之美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有钱就可以不喜欢四季、不喜欢月的阴晴圆缺，你做的到吗？

　　今天我们社会上有一种“景观大佬”叫权力美学。

　　权力美学沉浸于彰显权力，喜欢把政府建在中轴线上，主要领导办公室都是在上面的，俯瞰众生，俯瞰巴洛克图案的广场，中国90％的城市盖莫能例外！权力有个空间秩序，就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体现，过去用“回避”、“肃静”的牌子摆排场，现在用景观大道、高楼大厦来摆仪仗！这非常无聊，与当代城市精神格格不入，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低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素质。洛阳城、北京城都是官家性质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广州不同，广州这个城市的美感在于她的山水格局。以自然为中心、以商业活动为纽带发展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南方城市，云山珠水，这种山水格局特别地美，城市围着珠江展开，上下九啊、中山路啊，非常好。

　　羊城晚报：富豪美学景观也让人无所适从。

　　富豪美学是一干房地产商们推崇的，其实楼盘很一般，搞些什么“豪苑”、“豪轩”。这种文化取向完全是落后的！今天的人之所以高贵，并不在于他是贵族，也不在于他是帝王，而就在于他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就足够高贵。现在房地产商却让你能购买到帝王的美学，让你回到当年去享受帝王的那些东西，这是假的，当然更是错的。

　　羊城晚报：所以您非常主张城市化野草之美！

　　庞伟：“野草之美”是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的美；是江、河、海岸自然形态的美；是湿地、湖泊呈现给我们的美；是城市生态廊道的美；是绿色建筑的美。

　　“野草之美”，它主张所有乡土的，属于土地生命本身的植物之美，反对把人的主观文化审美和观念凌驾于土地和生命意志之上，是一种“白话的景观和寻常之美”。中国需要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个“确凿只有些野草”百草园，需要与土地和谐的城市化，需要“野草之美”的城市化。

　　一个个城市用五十万、八十万盆鲜花打造为人民服务的黄金周，一个美好的黄金周难道就靠这种不可持续的东西来支撑吗？弄点野花野草，它还一岁一枯荣，还不用你管，茂盛自生，多好啊！鲜花完了就完了，没用的嘛，还花那么多钱。我们的资源太少了，我们一直呼吁，要从能量依赖型社会转换成一个低耗能的社会。

　　建筑本身就是景观，景观重塑场所精神

　　庞伟觉得景观所谓的重点都在我们所了解的“景观”之外。景观它本身就是一个泛学科，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它包括规划，建筑学，又涉及人文经济、自然科学、植物学等许多方面……有时候生活和大地本身就是景观。

　　景观的灵魂是“场所精神”。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现代社会，这种场所精神的逐渐流失使庞伟痛心不已。面对冷漠的工作、生活空间，疏离的邻里关系，庞伟希望好的景观设计能重塑和呼吁这种美好自然的场所精神。

　　羊城晚报：景观是多元的，那么在分工细化的今天，你是如何理解景观与建筑的关系？

　　庞伟：引用老子的话：“无”才是比“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拿“有”去搭建东西，我们真正目的是“无”，“无”才是宝贵的，因此建筑的本质是空间，而不是建筑材料，那么进一步思想发展甚至说建筑不是空间，建筑是环境，实际上就与景观一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去分割。

　　但是景观尺度无疑更大。它同时更关心的是我们称之为建筑外围的环境问题和场地问题。景观综合的好处在哪？融入了文化，融入了地理学，融入了生态，融入了环境艺术，我们一开始就是“杂种”，而这就是我们要保持的东西，从一开始这个学科的视野和工作范围就是多元的。

　　羊城晚报：面对逐渐疏离的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你认为景观设计如何在目前城市化建筑中营造场所精神？

　　庞伟：蒙田曾说过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认为自身从事的是专业服务。一个个专业分开：室内的、建筑的、规划的、园林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慢慢地变成一些空心的，支离破碎的。我们知道我们服务的是人的真实的城市生活，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最后目的。

　　城市生活应该是活跃的、生动的。离开了这些东西，仅是从物质形态上加入优秀的景观，是假的，优秀景观它总是一个好的容器。柯布西耶也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房屋？房屋就是住人的机器。那么，什么是好的城市景观？它就是一个对城市人而言好的场所。好的场所是什么？有一个词来描述：具有场所精神。

　　有一次我们去贵州的都柳江，去到一个寨子。他们的房屋建筑很美，但建筑室内非常差：又黑又暗，通风采光都不行，又简陋又贫困。所以多数人都聚集在公共地方。在这个寨子里面，可以看到狗在追狗，鸡在追鸡，小孩在追小孩，醉鬼在那摇摇荡荡，妇女一边在刺绣一边在拉着小孩在东家长西家短，这个地方所有的生活就都在广场中展现了。开放而生动，这就是场所精神。或者说以前那村头大榕树，是最凝聚的场所。累了的人，从县城里回来的人，困了脚的人，传递这个村子舆论的人都在那里。自然形成一个舆论中心、一个社区中心、一个纳凉的中心，这就是场所，场所浮现精神！

　　当我们做一个物理实体的时候，它不能服务人，不能留住人，不能跟人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相融合。一些高级的地产冷冷清清，看管森严，没有证件进不去，给城市留下的是围墙，场所精神是很差的，内外都差，人们相邻而居后十年了都不认识，所以中国人今天发展的这种城市是一种可怕的城市。反观城中村，聚满了人，一到晚上那个街上摆上几个打桌球的桌子，有擦皮鞋的，还有许多大排档，干什么都有，生动的场所！那里从物质形态来说是落后的，但从场所精神来说它是成功的。

　　真实景观岂能无视岐江公园体现人文关怀

　　庞伟案头有一本外国摄影师拍下的摄影集子，内容中有中国的一个电子垃圾村，村民以癌症的代价换取生存，如山的电子垃圾触目惊心。庞伟说：“这也是景观，充满着辛酸。不美，但更有力。”另一页上，珠三角工厂下班的人潮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个侧面。“我们老觉得这不是风景，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东西，无关美丑，当今我们一切的繁荣全赖于此！”

　　羊城晚报：你说得很对，我们一直忽略了身边重要的景观：我们老觉得人们刻意做的花园、公园才是景观。那么在你的设计中，您怎样把这种批判转为一种设计中的内省？

　　庞伟：中山的岐江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1999年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船厂的废墟会成为一个公园。当时，遭遇的观念阻力和不理解意见也是可以想象地密集而且大量。为了岐江公园的建设，我甚至当起了“包工头”——尊重自然，残破的东西，简单低廉的设计，致使没有施工队愿意接这个项目。

　　那时候做公园都有个套路，因此岐江公园就比较有创意，很难得。这个难得的在哪里？就是价值观念，我们强调文化。不是说帝王将相才是文化，普通人也可以是文化；不是说名人才是文化，普通人也可以是文化；不是说几千年才是文化，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留下的东西就可以成为文化。文化就是一个广义的。真实而有生命存在。我们借此是向劳动致敬！向时光致敬！

　　岐江公园在理念和实践过程中，都小心翼翼地践行着对包括草木和人在内所有生命的呵护和维系。通过设计，成排的大榕树得以留存；通过组织现场设计和施工，场地植被得以最大比例的留存下来。来自五桂山的野草在铁轨边繁盛蔓延，木棉花坠下沉甸甸的红色花朵。中国传统公园讲究曲径通幽、物移景易，殊不知做个直线路其实也挺好，为了不完全磨掉历史的痕迹，我们对其中的少许设备做了保留，但仅仅保留与利用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设计、去创造。正如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概括的那样，岐江公园主张的是足下的文化和野草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