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日济南市政协举行的“2008济南经济文化发展论坛”上，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盟主委、市文化局副局长崔大庸第一个发言，详细介绍了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现状。

　　“特色地段在不断规划中减少”

　　“2003年济南市出台了新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并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和泉城特色风貌带的保护，但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可供保护和用于表现济南特色的地段又从地图上少了一些。”回顾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走过的道路，崔大庸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

　　他谈到，1986年济南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当时市规划部门会同文物部门特别编制了《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集》，从名城保护的规划、措施及整体效果看都较为合理和科学，特别是作为核心保护的内容提出了“ 一带一片仨街坊，五十二个点一个网”的构思，应该说比较符合济南当时的实际。遗憾的是，名城被命名不久，济南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规划认真实施名城保护。到2000年编制新的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时，上一个文本中的许多老地段已在古城中消失。

　　2003年，济南推出了建设“十大工程”方案，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十大工程”中有一项就是“名城保护工程”，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这是济南人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十大工程”中的其他工程均已程度不同地开工建设，只有“名城保护工程”动作不大。

　　他建议，济南市应组建由建委、规划、文物、国土、园林、环保等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参加的名城保护委员会，出台相关强制性规定，重新划定新的地上地下文物片区。

　　老火车站被拆 万竹园被毁“不应该忘记那些事件”

　　“我们不应该忘记，济南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那些对名城保护不利的事件，这些事件至今仍是老百姓谈论的话题：老火车站被拆除、铭新池不见了、万竹园部分建筑被毁、高都司巷被夷为平地、丁保桢故居被迫拆除、老字号所剩无几等等。”崔大庸的话语中透着无比的沉重。

　　他谈到，通观全国二十余年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走了一些弯路，大拆大建、造假景观、无原则仿效等，直接导致了今天许多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使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无法很好地展现。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也在高速度改造建设中拆除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此外，城市历史欠账过多，特别是占用文物建筑的单位、住户的搬迁、文物建筑的修缮开放等任务十分艰巨。

　　崔大庸建议，目前，应将需要维修保护的项目分成短、中、长期三大部分，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立即上马一批项目。如题壁堂、督城隍庙等即可与目前棚改项目相结合，迁出现有住户，实施全面彻底的修复。

　　乱拆乱建 疏于保护“一些古迹危在旦夕”

　　“名城保护工作应注重实践，不能无限期地停留在文件或口头上！”崔大庸痛心地说，“市区周围众多文物古迹得不到有效保护。”

　　他一一举例，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门塔、龙虎塔和千佛崖佛教造像，漏雨、风化严重，无资金加固保护；我国最早的长城齐长城各自为政，乱拆乱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文化的发现地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破败不堪，几乎关门停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双乳山济北王陵至今仍敞着口子，无资金完成博物馆建设；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洛庄汉王陵至今未能建成遗址博物馆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玉函山和黄石崖佛教造像亟待加固保护……

　　“不仅如此，市区仅存不多的文物古迹也因为各种原因，得不到妥善的维修和利用。”崔大庸又举出了一连串的实例，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题壁堂，这座江北地区难得的古代戏楼长期由教育部门等住户占用，如今危在旦夕；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督城隍庙，至今还被个别居民占用，破败不堪，无法修复；市级保护单位“五三惨案”纪念地被省地震部门长期占用作为家属宿舍，无法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名人故居没有一处被保护开发利用的，不知“济南名士多”的载体何以得到体现；许多近现代优秀建筑得不到合理维护，不少建筑正在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绝大多数著名的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古老的商业品牌被人为地一个个摘掉了；大量有特色的古民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被所谓的开发改造工程所吞噬……

　　崔大庸建议，应继续公布新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依法登记保护的古街区、古民居和近现代建筑。同时，扩大文物保护管理队伍，或者将名城保护和文物保护的内容纳入城市综合执法的职责中。

　　经费不足制约“文保”“引导社会力量保护名城”

　　“多年来，济南市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这些投入对于这座具有4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来说，还不能算是‘大动作’。”崔大庸毫不回避问题所在，“济南市确定的“名城保护工程”，从政府公布的项目看，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名城保护工程似乎重视自然的多些，而最能体现名城核心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事情做得并不多。”

　　他认为，其中原因恐怕有两点：一是关于重要传统街区的规划论证方案尚未达到科学合理的程度，不少专家和部分领导对这些地区下一步的做法均持有慎重的态度，这应该是件好事，说明大家的保护意识增强了。二是，因为这些项目大多属于公益性的工程，政府不能完全用“市场平衡”的办法来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得不到保护和利用，最大的难题也许就是经费问题，是可供投入的不足制约了保护工程的进展。

　　崔大庸建议，应逐步增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物保护的投入，把保护工作明确列入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者的工作目标和考核中，杜绝不作为。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力量保护名城古街及特色古民居；可以学习外地的成功经验，对愿意出资出力实施保护名城工程者可从税制以及其他政策上给予优惠；设立名城保护或文物保护基金；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把现在仍占用文物保护单位的非文物管理单位腾迁出去，还景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