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周榕教授是清华大学建筑批评课的主讲，并且是活跃在北京各论坛的建筑与文化批评家，其批评性语言思辨而机智，越过其富有张力的语言，再予追寻批评意义与批评力量的话，会发现语言的机智与力量并不等于批评的力度，有时甚至相左，本文越过这些现象去分析中国当下的建筑批评状况，并试图去察看周榕批评性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

　　摘要：本文写作的缘起在于近期西方建筑批评的理论动态以及新近“后批评”的苗头，但中国的问题与西方仍然存在很多差异。本文从分析清华大学建筑批评课主讲周榕先生的批评方法与特点入手，进而切入中国当下的建筑批评现状，并借此分析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建筑批评的发展状况与理论背景。

　　关键词： 批评方法 形式分野 理论茫然 主体的固守与逃离 语言的游戏性 批评力度 文字张力

　　写作皆有立场，若是立场不定，就令人生疑。尤其是关乎理论，起码应该有一个一致的线索，即便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从批评跳到后批评，也大致伏灰引线、前踪可寻，否则，语言和文字如果仅仅承担思想张力与听觉和视觉游戏，则娱乐过了头，对于理论诠释以及中国当下的文化与理论发展状态决无好处。

　　本文写作的缘起正在于近期西方与中国建筑批评的理论动态，以及中国一些主流期刊中著名学者的言论。很有意思的是，在2006年，有三本著名期刊不约而同对建筑批评予以重要关注，其中包括《建筑师》杂志121期建筑批评专辑，《时代建筑》杂志2006-5期关于中西方建筑批评的讨论，以及《DOMUS》杂志“对话”栏目中对于建筑批评的实际操作与现场演练。其中，尤以“对话”栏目中清华大学周榕教授分别与北京大学董豫赣和著名建筑师朱锫的对话最富张力与思辨性，因为在他们激辩的文字记述中，更多地呈现出作为评论家的周榕一些并非理性的推论与瞬间的思维吊诡，更让人思忖良久，并把目光越过眼前的文字，而转而思考这些激辩文字的理论与社会背景，看我们的身边究竟已经发生了什么。

　　一、周榕的批评方法

　　无可非议，周榕的批评性语言是尖锐而独立的，并且评论目标与触角非常广泛，这显示了来自著名学府的周榕良好的理论修养与学术背景，更重要的是，周榕作为清华大学建筑评论课的主讲，其影响是潜在而广泛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批评性言论是来自一贯的理论立场与推理逻辑，具有一致性与可推导性，而与随意性或指鹿为马、声东击西的思辨游戏无涉，因此，当我们在《DOMUS》杂志“对话”栏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周榕把对话的另一方（无一例外，都是以建筑师的身份出现的）屡屡逼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时，而其自身竟然呈现一种批评立场的“真空状态”，真是大感诧异，有必要对所有的建筑师都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在对方的设计思想里发现矛盾对立面的苗头并不断剥出，从而逼迫对方逐步退到尴尬之地并紧握其软肋拷问不断，直至对方语噎，大有“掐死”而后快的冲动，试问，这样的批评是娱乐了谁？又误导了谁？

　　如果以上判断显得武断的话，我们可以来看看《DOMUS》2006-12期上周榕与朱锫的对话。周榕一开始没有多久，就问朱锫对于“好的城市”的理解，以及朱锫的“木棉花酒店改造”对于创造好的城市的作用。朱锫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所理解的好的城市，其中包括这样一段话“城市不应该太干净，城市不应该太整洁，城市不应该太纯粹，城市应该比较‘脏’、比较‘乱’、比较有活力，……”“好的城市，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所体现出的对人性的关怀。”说完这些的朱锫显然没有意识到周榕已经迅速地在刚刚开场没多久的对话中就已经觑见其思想里“矛盾”的苗头。因为“木棉花酒店改造”项目恰恰是一个“干净、整洁、纯粹，不脏不乱的项目”。接下来，周榕就开始谈有创造性的、有活力的、有吸引力的城市，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木棉花酒店改造”跟朱锫的城市观念并不相符，因为它并不具有脏乱差的特点，也没有对城市活力的捕捉。再接下来，就是朱锫对于被抓住的辫子的努力挣脱，而周榕则紧握不放。而周榕与董豫赣围绕“清水会馆”的对话（见《DOMUS》2006-10期），其辩论机智与此同出一辙，即不断发现对方隐含的矛盾，并将这矛盾挑开、明朗化，并最终让对方无法自圆其说。

　　周榕的批评范围除建筑之外，还涉及房地产与城市规划，在网上粗略一搜，即可发现周榕与地产界的论战，最激烈的当数周榕与潘石屹的交锋。周榕很极端地归纳出地产界的“四大罪状”，批判房地产商“与人民为敌”，并将“最终自绝于人民”。周榕怎样批判房地产商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这样的批评中，周榕所呈现的极端化的语言其实大有深意，为何批评的方式呈现一种极端的否定，而且采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语言，这种语言上的颠覆其实恰恰隐含了在过时的语境中批评的娱乐性，也就是说，批评并非严肃批评，虽然它以严肃的政治语言作伪装。在周榕答《北京晨报》的采访中，周榕就比较严肃而合理地说到，“也不光是开发商的问题，是中国人总体的问题。”所以，看周榕的批评不能只看他一次的批评，因为他至少在表现出来的立场上不具有一贯性。

　　本文的写作如果只是为了发现周榕的批评性语言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批评是周榕个人的事，他愿意怎样说与大家并无多大干系。但周榕作为清华建筑批评的主讲，并兼具哈佛留学背景，在他所具有的系统知识体系下，他在媒体与公众面前的批评性语言恰恰呈现出与其本应追随的价值批评体系相左的一面??对建筑师的批评借助于发现对方实践与理论的矛盾性而非以一个自明的理论框价主动介入批评；在媒体与大众面前，更多地在意语言的批评张力，而非批评力量本身；批评强调事件性而非思考性；注重批评的表达而忽视背后的逻辑一致，总而言之，批评性之于周榕，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发生了一些变异。

　　任何现象都不是毫无原由的，看批评更不能只看批评，越过批评性文字与批评性语言，去分析中国所处的批评语境，看看我们终究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二、中国当下的建筑批评

　　1．形式分野??物与语言

　　在中国，提起建筑批评，与西方最初关于批评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用语言的形式去挑错，而批评的目的是守护真理，或者揭示出作品中真的、美的和本质的东西。虽然，这种关于批评的理解在西方是早期保守主义的表现，但这种建筑批评仍然充斥当前的许多建筑批评文字之中。从西方20世纪60年代一路滑过的各种哲学流派虽然给建筑批评提供了不同的分析理论，但理论的纷杂并未改变批评的形式??语言依然是建筑批评的主要工具。

　　在中国，打破语言批评的单一，并具有批判意味的建筑活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辞物转化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动文化接触的结果。作为“实验建筑师”的领军人物，张永和带着他的西式教育与理论背景，小步介入中国的建筑实践，他的作品因为呈现出与当时中国语境的显著距离而显示出批评色彩，并且一度与中国广大的建筑设计师群体形成解决问题上的思路差异，因为他的思路更具国际背景，所以他的设计往往成为当时学生参加国际竞赛的范本。

　　如果借用西方“激进批评”的观点，认为作品本身可以成为批判其他东西的手段，作品本身的批评功能与人们对于作品的批评言论无关，那么，中国诸多“实验建筑”的出现，整体上体现了建筑的物的批评功能。套用一句广为人知的著名诗句，就是，我用语言批评建筑，有人用建筑批评我。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在中国，这种具有“批判色彩”的建筑的出现，其实并不具有建筑语言的独立批判性，它们多数来自西方，偶然有向自己文化的回头，所以目前来看，根本不具有系统的力量，而且，经过中国在90年代的发展，经过与西方晚近的建筑形式语言的充分借鉴与交流，这种批评的张力也逐渐减弱，而建筑本身作为“事件”的批评性开始彰显，即建筑活动通过充分介入社会与生活，而产生对于生活形态的批判，包括对于城市规划的反作用。

　　出于谨慎，建筑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本文更倾向的一种说法。建筑在批判性上还能自弹自唱走多远，如果乐观的话，现代主义只要还没有死，建筑就可以继续延续它的批判性，它所展现的必定是抵抗性批评。

　　2．理论茫然??批评理论沦落为分析工具

　　梳理建筑批评，看到的没有真理，只有流派。虽然此语稍显偏激，但放在20世纪的大背景下，确实没有别的语言更能精练概括建筑批评的理论尴尬。所有我们熟知的理论：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东方学和人类学中的“他者的目光”，都只具有理论系统内的大致完备性，而无法达到精致解说的目的。每一个理论在承担起批判性不久，就迅速沦落为一种分析工具。理论的批评价值在理论出现不久即转向衰落。而只有现代主义，虽然一直活到今天，但其评价体系与标准却已然不是当初。

　　因此，建筑批评常常不再具有公开和公平的标准，除了建筑的物理性可以衡量外，其他的批评成为一种语法体系内的推论游戏，可能我们也看不到游戏的最终结果，而仅仅是感知推导的机智以及偶尔闪现的思想火花。批评更多地成为认识的方法，而非对真理性的拷问与减少差距的努力。

　　因为评论更多地像是一种自证游戏，带有极大的自娱性，因此，写评论的人就渐少，尤其近年，真正的建筑评论式微，兴起的反而是文化与艺术界对于建筑评论的越界，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建筑批评理论的衰落。

　　3．批评主体的分野??固守与逃离

　　中国当代建筑批评大致可以以1989年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与此后。因为真正的建筑批评的兴起其实是在1978年之后，所以前一阶段可以认为是1978-1989。1978年，是很多转折的开始，从邓小平执政并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为契机，中国在整个80年代充满了对理想的崇高热望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激烈辩论，在这一时期，国外的各种理论思潮同时集中登场，让一直蛰伏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笼罩下的中国学界兴奋不已，大家各自选取自以为是最新理论工具的学说，参与各种文学与艺术批评。这一时期的建筑批评是非常热闹的，《建筑师》杂志上关于大屋顶与民族形式的讨论，吸引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当时每期杂志发行量达三四万之巨，几乎人手一册。1989年，爆发了著名的六四运动，而此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非常有意思的是，此后，中国学界亦开始走向反思，对于国外的学术流派开始采用批判性眼光进行思考，对于各学术流派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历史原因进行梳理，摈弃了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迷信，从而发现80年代的热评具有太多的历史局限性，故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的中心一下子就冷寂了。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读者不难猜测，所谓的固守，必然是对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宏大历史背景下理论优化与更替必然性的固守，固守的这一群，相信现代主义建筑史观，认同各种流派对现代主义的渐次修订，认为至少还握有评价的理论工具与评判标准，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是在做着接近真理性的努力。

　　而逃离的一群，显然已经无视历史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而开始转向研究个人主义的情感与身体体验。在这方面，西方仍然比我们早许多步：近来国内建筑界屡屡提及的人名，例如，塔夫里、皮拉内西等，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从表面上看，固守者众，逃离者寡。其实，那是因为在中国当下具有发言权的多是固守的那一群所致，看看我们目前的建筑批评，看看那些正经八百而欲求真理性的文字，或是倚靠历史上的建筑大师，拿经典分析来说事的人，请想一想，你的分析还能走多远？“身在此山”的遗憾永远只有当越过此山才能深深体会。

　　我们一直处于实际上的理论茫然状态，包括当下的中国。所以，即便是逃离的一群也依然没有掌握充分的理论工具与批评立场，对于现代主义的不断修正能否成为出路，已经不是逃离者所关心的话题，个体如何获得足够的能量来影响并主导将来，应该是逃离者最想知道的答案。

　　4．语言再次沦为游戏

　　语言一次一次成为游戏，已经让人看得心酸。然而所不同的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语言的“游戏性”（在本文是指索绪尔的观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是可研究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决定于社会习惯的约定俗成，而我们当前的批评语言的游戏性却是主观任意的，无法研究的。

　　建筑与感觉的关系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瞩目，对建筑的评论很多时候坠入主体对建筑感觉的分析与描述，评论主体对建筑批评的把握有时非常依赖其文字的能量，因此，语言的张力与可读性往往成为批评的追求，批什么，怎么批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倒是语言的耸动与机智以至于批评主体的个人经验更显得迷人，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建筑批评中严肃的语言反而因为其所附着的理论的阶段真理性而显得滑稽，正如周榕批判房地产商的语言。

　　芬兰建筑师帕拉斯玛在他的《肌肤之眼??建筑与感觉》中说，“任何建筑的终极意义都超出建筑之外；它将我们的意识引回世界，指向我们自己有关自我和存在的感觉。有分量的建筑得以使人们将自己作为一个完全和有精神的存在来加以体验。”语言除了描述体验，描述主体被建筑的精神撩拨，在批评者那里还能够做出什么？

　　三、结语

　　游戏是多重的，看游戏是一重，看游戏精神又是一重。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周榕用毛泽东时代的批评语言来批评房地产商，其批评的力度远远小于批评语言本身的张力与能量，借用一个过时的政治语系来批评当下，我看也只有周榕才做得出。但这其中语言的游戏性远比事件本身的游戏性更明显，因为事件的当事人，例如潘石屹以及媒体记者，都没有明白这其中的精神，而在那里干生气，瞎激动，而事情过后，有谁看到潘石屹的虚心改进？根本不可能，他照样追逐资本利润。所以，这一事件本身不具有任何批判性，反而是周榕的语言显示了最强的批判张力。在这一事件中，语言最大程度地被游戏化。

　　分析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白周榕为什么要“掐死”建筑师了吧？因为不“掐死”无以呈现语言游戏。我还不太明白周榕的游戏故意精神是刻意自主，还是文化被动，因为在写作此文时还没有来得及就这一问题请教周榕。正如前文所说，所有的现象皆有原因，面对我们当下的批评，越过批评的语言而去思考批评背后的意义更能有助于看清我们的背景与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