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家在苏州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苏州著名的园林狮子林以前是贝家的产业，贝家拥有这个花园长达百年。在这座以石头闻名的庭院中时常穿梭着一个男孩游戏的身影，他就是以后行走在世界建筑丛林中的佼佼者，建筑师??贝聿铭。

　　狮子林的石头形状奇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头。当时的园艺工人都是艺术家、雕塑家。他们看一眼石头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开始凿刻。他们会把原来的窟窿做大或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态和长势。然后将石头放到湖岸边，由水波的拍打完成这些作品。当水将石头磨得圆润，他们就把石头搬放在园子里，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石头。”通常父辈们将石头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将石头捞起。这是一种只存在于苏州当地的技艺，从这门技艺里，年幼的贝聿铭发现了时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重要性，这一发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以后所有的设计。

　　“没有一件优秀的作品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可以不经历时间考验的。对建筑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它做出正确评价。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起码在我的工作中是这样的。”

　　中国的烙印

　　贝聿铭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到了17岁才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所以贝聿铭自己说过：“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

　　贝聿铭出生前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废除了皇位，中国正挣扎着寻找新的社会秩序。贝的祖父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作为长孙，跟随着父亲居住在上海的贝聿铭，经常被祖父召唤回苏州老家，接受他带给贝聿铭的传统儒家理念的熏陶。

　　1920年，贝聿铭10岁时，父亲由香港迁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主管。一个大都会，“东方的巴黎”就这样融进了贝聿铭的视野。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代表着时髦与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里更紧张刺激的生活了。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里，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做梦与祈祷。这是个摩天大楼与污水沟、阔太太与三轮车夫、凯迪拉克与牛车都兼而有之的城市。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从那时起，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而且他很善于推销自己，最适合当律师，没想到却成了一个建筑师。

　　周六周日，无所事事的贝聿铭会在桌球房消磨掉所有的时间。桌球房对面就是大光明戏院，不远处一栋新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那是闻名遐迩的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天天去看，越来越高，……23层高的建筑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像在纽约建一个百层高的楼。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向往能建造这么高的建筑，也许当个建筑师。”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戏院和6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用英文唱歌，在电影院里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西方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就在上海，像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这对贝聿铭的内心造成了一种间接的压力，周围人对权势普遍的认同，也因此造就了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有梦想，也有野心，成功的故事就这样悄悄酝酿开来。

　　中学毕业后，贝聿铭面临着对未来前途的选择。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银行家的生活前景不能给贝聿铭带来一丝的快乐，在贝聿铭的心中真正令他好奇的唯有那栋建设中的大楼??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26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说：“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3种。一个是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3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3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不满18岁的贝聿铭背井离乡，远渡美国，开始他的建筑师生涯。“那时我第一次离家，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我以为我会动情，会落泪，结果完全不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有机会去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没有潸然泪下的惜别场面，贝聿铭对故乡的眷恋被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情绪所掩盖，那是他对未来的冒险，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好奇。

　　在美国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和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

　　贝聿铭年逾80，而他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在上海长大的中国人，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也因其出色的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双戴着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和旧，种种这些正是他血液中的中国烙印所赋予的。

　　青春逼人的美利坚

　　来到美国之前，贝聿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东海岸，他是一个没见过太多世面的孩子。而美国之于他最初的印象则来自好莱坞的电影。

　　“我几乎从不错过巴斯特?基顿，查理?卓别林或平?克劳斯贝的电影。这也是我当时选择美国，而不是英国留学的原因。在我看来，美国的校园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很年轻，希望过那种生活。”

　　虽然怀着一腔的热情和冲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在贝聿铭心中渐渐退去，留下的竟然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他想念“姐妹、兄弟、父亲近况如何？”他总是给家人写去一封封信。在内心深处，贝聿铭总怀着一种责任感，一种深藏的中国式的家庭责任感。“我是来学习的，之后可以报效国家，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爱国心，我想使中国变得富强，并为此出一份力。”

　　贝聿铭的满腔报国之志最终消散在战火硝烟里。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这是贝聿铭牢记至今的年份。后来爆发内战，读完麻省理工和哈佛之后的贝聿铭又产生了学成归国的念头，但父亲却阻止了他，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宝贵的忠告。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正式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对自己的绘画基础并不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在贝聿铭学习一年后建议他考虑改学建筑。“我说我画画得不好那是废话，我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会画画。但这鼓励我去试一试。于是我试了，并且再没有回头。”

　　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直到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布劳耶，学到了“自由”的概念。

　　二战之时，包豪斯成为纳粹德国最早关闭的学府之一，建筑大师葛罗培斯因此来到了哈佛。当时的欧洲在建筑领域比美国先进得多，葛罗培斯带到哈佛的是将建筑与其他学科融会教育的包豪斯式的教学方式。他带来了马丁?华格纳教城市规划；拉兹洛?莫霍里?纳基教美术设计；马歇?布劳耶教建筑，名师云集的哈佛深深地吸引着贝聿铭。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布劳耶教授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马歇?布劳耶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贝聿铭回忆说：“我学习他的建筑，我学习他用建筑为人服务，为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设计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谊，并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对空间的强调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认为，光线对一个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

　　1942年，贝聿铭与陆书华结为夫妻，他们在自己的第一个家里建造了小花园，规模虽小，却很有中国情调。花草使夫妇俩想起了中国，而贝聿铭对园艺的钟爱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贝聿铭在郊外有一栋房子，他常去那里，在大自然中劳动，他常砍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树木更好地成长、结果。人与自然相辅相成是贝聿铭与生俱来且源自中国的信念，大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他弥补了故乡的失落感。

　　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来到欧洲。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贝聿铭记得：“它们总是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非常壮观，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建筑和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觉得建筑师如果不能意识到结构所蕴藏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设计。我笃信这一点。同时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他。”

　　中国人的雄心??中银大厦

　　贝聿铭一生的70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力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香港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70多件建筑身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银大厦。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

　　移交香山饭店后，贝聿铭撤出北京，住进香港的大都饭店。在那里喝酒时他告诉助手们，他的下一个项目是在香港的商业区边缘，离大都饭店只有几个街段的地方为中国银行造一幢有纪念意义的塔楼。贝聿铭接受这份业务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的高层银行家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老于世故；香港的承包商和工程师成熟老练，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同时也是出于一种怀旧感。1918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1岁。由于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银行现在要祖诒的儿子为香港分行设计建造一幢威严的新办公大楼，以表现一种乐观、和解的氛围。

　　香港似乎是可以让贝聿铭得心应手开展业务的地方。香港与贝聿铭本人一样，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合成为一体。香港是海外华人网络的枢纽，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国的大门。

　　20世纪80年代，由于诺尔曼?福斯特大胆创新，为香港汇丰银行设计了一幢高技术总部大楼，香港的建筑声誉才得到改善。福斯特的设计仿佛是在惹人注目的港口沿岸地面上停放了一艘宇宙飞船。 早在上海时，汇丰银行就开始与中国银行在建筑上大唱对台戏。几十年中，这两家银行争相建设日益气派的大楼，和对方一比高低。

　　由于香港在1997年要交还中国，贝聿铭所设计的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楼必然要象征香港美好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福斯特的银行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使香港著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会继续繁荣昌盛。贝聿铭说，它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