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萤火虫的光亮跟石灯笼的灯火一样，一定能照亮女孩子们的心，照亮亚洲的苦难，照亮爱越来越趋于匮乏的悲伤的世界。
　　□ 也许不丹并不是我们神往的那样完美，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爱与幸福的绝望的世界上，它是最后的童话最后的寓言了。
　　□ 金吉洪，我看见了，你起舞弄清影的时刻，眼底掠过离别的泪光……

　　1、雨季

　　一叠厚厚的温泉浴券变得越来越薄时，我知道，离开的日子快到了。

　　亚太文化中心的研修每年一次，今年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学员参加。这个研修项目集国际会议、研讨、讲座、交流、考察、撰写论文报告等各种形式为一体，主旨是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如何传承文化，延续传统，维护自身文明的尊严。

　　关西的雨季，天气有点粘热，虽然没有一丝凉风，天际线却清朗可见。我们住在奈良，有时往返于奈良与京都之间。两座城市都被山峦环绕着，青山以优美的轮廓绵延，山麓上下覆盖着成片的松林，密林之中处处有溪谷，泉水清澈见底，溪旁栽种着大片的芥末。

　　最早相识的这个不丹女人叫佩玛，是不丹王国的一位文化官员。欢迎晚宴上，她身着传统的不丹服装“克拉”，那是一种从肩拖到脚踝的长袍，色泽艳丽，上面别着金银制造并用绿松石点缀的饰针，腰间束一根宽带。头一天的晚宴上，我就向佩玛流露了对不丹的喜好：“你知道吗？不丹是我终极之梦。”她有点诧异地问为什么，我说：“您的国家实践着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的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意思是，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清心寡欲，这样的话，那些武器装备就派不上用场了，老百姓就的生命就会被珍视，而不会背井离乡迁徒远方。百姓就能回到结绳记事、鸡犬之声相闻的时代。”佩玛并不懂老子，但她显然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她为此感到骄傲，这个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列为全球第一，正是不丹用国民幸福指数（GNH）颠覆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个固有的世俗评价体系。

　　金吉洪是一位年轻的韩国文化专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过一年。这个美丽而小资的韩国女人，谈起中国总是绘声绘色，她喜欢北京什刹海的胡同，喜欢《色?诫》里的汤唯，喜欢上海裁缝做的旗袍。至少从外表上看，她把职业女性的礼仪、韩国女人的强捍和东方女子的柔美这几种要素平衡得很好。每天早餐时段我们在自助餐厅遇上，她的餐前祷告表明是个基督徒。关于信仰问题，我们并未作进一步交流。但我们总是谈兴很浓，比如谈起跳崖的韩国总统卢武铉，金吉洪深深地尊崇平民色彩的卢武铉，我不解的是，韩国的故事为什么总是以悲情告终。我们还议论起一部轰动一时的韩国同性恋电影《霜花店》，我心存好奇地询问金吉洪：“这电影的情节也太传奇了，是一段真实的韩国历史吗？”金吉洪掩面大笑说：“瞎编的故事，从来没有那样的真事。”

　　研修班里总共只有三位男士，除了我，另两位是乌兹别克斯担的考古学者苏哈鲁波和尼泊尔文化事务官珀登。白天日程安排得过于紧张密集，只有靠晚上泡温泉解压，而每晚泡温泉，我们三人必同出入。珀登忠厚老实，是信仰印度教的虔诚的南亚次大陆人。苏哈鲁波，典型的中亚面孔，在布哈拉古城从事考古工作，年少时在法国接受教育，能说英、法、俄、土耳其以及母语五种语言，父亲是乌兹别克斯坦著名的建筑师。由于早年教育和国际化的职业生涯，这位伊斯兰教背景的朋友，其行为气质和思维方式都已经明显西化。他所生活的布哈拉古城，位于欧亚大陆最深的腹地，在丝绸之路兴盛的年代里，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商路上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中分布着140多座中世纪以来各种风格的伊斯兰建筑。这就是苏哈鲁波，为他所来自的伊斯兰古城的深厚历史文化而骄傲，他的欧洲受教育经历带给他良好的自我感觉。有好几次我半开玩笑对苏哈鲁波说：“你不属于亚洲，你更应该属于欧洲。你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去维吾尔化的白人长相，加上你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前苏联属地的身份痕迹，注定你将是不中不西的。”苏哈鲁波却非常严肃地反驳说：“我当然属于亚洲。”

　　另一位女士是不可或缺的，她叫小野吉美，是这个研修项目的“日文/英文翻译”。刚开始接触时，猜不出她的年纪。只到有一天，我和她谈起日本70年代一位叫栗原小卷的著名女演员时，小野告诉我，她和栗原小卷是同代人，我才判断她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不可思议的是，她总是精力旺盛、轻松自如地帮我们在日语和英语之间互译，尤其是一些学术研讨活动中，大段大段地同声传译，反应迅速、业务精准。这个知识广博的日本职业女性，还能说一点点中文，对中国的人文充满兴趣，有一回午餐时，她饶有兴致地跟我谈起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

　　一群人，来自不丹、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老挝、蒙古、尼泊尔、帕劳群岛、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职业背景包括文化官员、大学讲师、文史学者、文化遗产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博物馆研究员和文化记者。这群人，聚集在奈良，下塌的地方可以远眺气势恢宏的平成宫遗址。帝国宫殿遗迹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公元8世纪日本首都国泰民安的气象，揭示受中国唐文化的影响的日本奈良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

　　2、山林

　　某一天，在奈良大学开了一天的研讨会，送我们回酒店已经下午五点。趁天光还亮，我匆忙乘电车去游赏春日山，在奈良博物馆下车后，步行去春日大社。这是一个独行的傍晚，春日大社的广阔区域里几乎见不到第二个人。沿着幽远的古驿道，我漫步在原始林里，享受着这夏日山林里极致的空灵和闲散。茂盛的草地被密林包围，夏日里葱郁的兰草更有一份怀古的雅趣。这个著名的神社是8世纪由权力无边的藤原家族作为新首都的守护神社而建的。现在，我穿行在林间，疾走了三四公里路程，3000多盏石灯笼排列在通往庄严的春日大社米砂色大殿的悠长的山路两侧。

　　我孤独一人与3000多只石头灯笼共同伫立在无人之境，有点悲壮，还有点害怕。天渐黑了，我走累了，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石灯笼，想象着，不知在节日的夜晚，这些石灯全部点燃后会是一种怎样的美景。天全黑了，林间的鹿群这时已经散开，各自栖息休眠。有风吹来，松林里的风声鸟鸣让我更觉得四下的万般静寂，山麓云雾缭绕，松林风声微岚，沐浴在大自然溶溶氛围中的我，不挂一丝杂念，坦然面对着这山这水这风这景的浏览，安然自信，无欲无邪。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独自一人徒步春日山原始林的那个晚上，金吉洪她们几位女士，订了辆出租车到若草山去看萤火虫去了。我可以想象，那一定也是个神奇浪漫、光明璀璨的世界。那些萤火虫的光亮跟石灯笼的灯火一样，一定能照亮女孩子们的心，照亮亚洲的苦难，照亮爱越来越趋于匮乏的悲伤的世界。

　　第二天，在大和郡山的民俗公园里，我们和几只可爱的拉布拉多导盲犬不期而遇，大家一起逗狗玩。回来的车上，乌兹别克斯担的考古学者苏哈鲁波发布个人见解，他认为狗对人类其实并没有感情，狗对人类的亲昵、忠诚和依赖纯属本能，而且是被喂养的本能，他甚至还拿出了一堆证据来实证。因为竭力反对他的观点，我和他争辩起来，“怎么能用这种科学实证主义来解释情感？如果这样解释，人类社会中母爱父爱、男女情爱，全都可以归结为本能。这样的解析思维导致的结果岂不很可怕？”我们争论得有点激烈，一车的人都在听我们争辩。我内心涌起一阵强烈的沮丧，因为不能接受这种机械的科学主义，我坚信这是对爱的反动，这种论调会让绝望的世界更加绝望，我甚至嘲笑苏哈鲁波是考古工作做多了，他平时遇到的那些国王墓穴的“长宽高度”是极其科学严谨的，是冰冷而没有情感的一堆故物。我们几乎要红脸的争执在小野吉美慈详的调停下结束。后来在车上，我和苏哈鲁波都默不作声，脸色也都不好看。

　　当天晚上，尼泊尔的珀登先生打电话到我房间，他和苏哈鲁波叫我去泡温泉。因为染上了咳嗽，我婉言谢绝了。可几分钟后，又有人按我的门铃，我打开房门看见的是苏哈鲁波一张诡谲的笑脸：“Tony， 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亲自上门邀请，这回我无法拒绝了。我也报以调侃的微笑，拍了一下苏哈鲁波的肩：“为了那几只小狗，伤了朋友和气，多不值啊。”在温泉池里，我们边看世界杯。苏哈鲁波似乎对足球没有一点兴趣，聪明的苏哈鲁波高谈阔论为什么足球当年在冷战阵营中最强大的美国和前苏联没有什么市场，我趁机拿他打趣：“你应该热爱足球。因为你属于欧洲”。他再次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不，我属于亚洲。”

　　3、佛堂

　　我们坐车来到飞鸟。散落的遗址废墟，神奇的历史谜团，恬静的水稻庄稼，悠然的生活情调，街区里有好几条狭窄的道路，民宅紧邻的就是飞鸟寺，在小佛堂中，放置着释迦如来座像，这样丰富的景致使飞鸟这个农家村庄似乎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着美的佛界。虽然如今只能通过想像来描述1400年前的繁荣都市，但来到此地的人们都有一种如同回到令人怀念的故乡之感觉。僧人请我们在佛堂后面吃素餐，大家边吃边闲聊。

　　研修班的同学来自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等多种文化背景，此刻都入乡随俗吃起素食。因为谈起佛教，大家再次向佩玛打听不丹的风土人情，佩玛介绍了一些。我随即帮她补充：“在这个叫不丹的小国，风中弥漫着檀香。这里没有人炫耀财富，国王皇宫甚至比许多民宅小。不丹实行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让每个国民不分贫贱，都有平等的生存权。没有毒品、犯罪、色情、乞丐。偏僻的乡间，农夫用手机开心地通话。年轻的王储在英国牛津接受教育，回国刚继承王位，就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并进行民主选举，可人民不愿意。人们不同意引进西方民主，因为他们相信人心的自觉。”我知道，我那会儿像背诵课文一样，那样子一定很可笑。佩玛愕然：“Tony，你怎么比我还了解我的国家。”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又有人发问：“佩玛，你见过你们那位英俊的国王吗？”佩玛回答：“岂止是见过，太熟悉了，工作上有很多交道。况且，在不丹，邻居发生一些争执，还会去找国王理论，国王亲自为他们调解。”

　　珀鲁群岛的胖姑娘桑尼调皮地在一旁多嘴：“在这个袖珍的国家里，女人人人美丽，男人人人帅气”。 桑尼是以帕劳群岛的身份来参会的，但直到今天，她才悄悄地揭穿自己，其实她是双重国籍，除了是帕劳岛国公民，还同时持有一本美国护照，说完她得意洋洋地傻笑一通。趁没有别人听见，我悄悄对她低语：“其实从来的第一天起，我就怀疑你的岛国身份，因为你的英语是标准的美国加州口音。”桑尼更加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气喘吁吁地说：“对对对，我是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因为父母离异，父亲娶了个帕劳的妻子，我才有了本岛国护照。”

　　苏哈鲁波手捧便当盒来到庭院正中用餐，柬埔寨的大学女讲师坎赫娜恰好也在庭院的雨廊下饮果汁。也许本意是想拉近彼此距离，苏哈鲁波突然向坎赫娜提起关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问题。 一向有点凌然不可接近的坎哈娜声色冷淡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提这种痛苦的历史。我想您也不会情愿我向您打听塔什干被前苏联统治的岁月。就像我们不该在小野老师吃饭的时候，向她提起广岛的过去。”苏哈鲁波被对方的生硬搞得极其难堪，愣头愣脑地呆站在那里，老挝大姐万萍赶忙跑上去为他们打圆场：“这是佛堂，万劫皆度。在这里谈意识形态是多余的。哈哈。”

　　乌兹别克斯坦小伙和柬埔寨女讲师的一番龉龃，仿佛一语道破了亚洲的真谛，和平融合只是举步维艰的表象，就在不远的过去，战争、侵略、强权、杀戮、瘟疫、殖民主义、共产意识形态、宗教冲突共同酿造了亚洲大陆无边的苦难，而在今天，后殖民主义、集权专制、邪恶暴政、世界工厂、生态灾难，也依然没有远离。

　　雾里的山岳不是丘陵，雨中的橡树不是垂柳。禅智山光之间，让我们祈福吧！大家纷纷端坐佛堂祈福，我祈福些什么呢？除了为至亲好友祈祷，我祈愿我来自的中国风调雨顺。

　　奈良这地方，依旧保持着农耕时代的纤细景象，那些水稻田和民居木屋让我重温农业社会的乡村记忆。梅雨时湿热缠绵，伏旱时骄阳爽朗，气候特征和自然生态很像我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度过的童年时光。这里天地人和，而我来自的中国却已改天换地，这几年来，大旱、洪涝、暴雨、酷暑、深寒、地震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地肆虐着一寸寸曾经安逸的家园。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祖国不再风调雨顺？

　　4、禅寺

　　一早去京都，一路上，和韩国的金吉洪随意攀谈，可以欣赏到车窗外河原町一带碧绿的河岸，这是京都艺伎聚集的表演场所。金吉洪问起我周末的计划，她向我建议，研修一周了，每天都是辛苦的会谈和研讨，该放松放松了，同学们想利用周末集体去大阪。我抱歉一笑说，周末我想独自去东京。金吉洪含蓄地问我：“您是不是喜欢独自行动。”我不知如何表述，只是轻描淡写道：“其实，每天都是扎堆的集体活动，很想一个人呆两天。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能独自宅在屋里看书，或者独自走在路上旅行，就是最大的幸福。”

　　车过南禅寺，让我联想起川端康成的《古都》。南禅寺，那温柔的茶道，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亲切。几百年参天古木遮蔽云天，哲学小道以它清雅的路线浅浅地伸向林荫，树丛中微微传来聒噪蝉鸣，在京都六月温存的雨帘之下呈现出漫无边际的虚无和幽玄。

　　我找到了古都的感觉，突然问一旁的金吉洪：“您读过川端康成吗？他一生追寻的就是为了获得谁也不能打扰的孤独的自由。”

　　金吉洪颇感惊喜：“我也喜欢川端康成，喜欢他的《伊豆舞女》和《雪国》，但我更喜欢大江健三郎”。我问：“你喜欢他什么？”金吉洪看来是真的仔细阅读过并且比较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是个穿和服玩赏文化的形象，他一生迷恋于传统，即使在战后的创伤中，他也执着于整理那种传统。批判与自省却是从大江健三郎开始，他写战后原子时代的爱与痛，像黑泽明、今村昌平一样，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了冷峻的解剖。”

　　川端康成是关西大阪人，关西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关西，日本却还是当年的日本。那个朴素冲动的日本，在菊与刀的极致爱好中歇斯底里，要么温柔风雅，要么寻死觅活。这就是日本。菊是寒风中的冷艳和孤傲；刀是风骨和力量，一旦理智失控，刺向自己时就是武士道式的剖腹自刎；刺向别人，就是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血腥屠城。川端康成当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说的是“我的美丽的日本”，而大江健三郎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了一句，“感谢暧昧的日本。”从“美丽”到“暧昧”，用词的变化，日本作家的民族自省精神已悄然发生变化。

　　京都的金阁寺，光华眩目地座落于层层叠叠的衣笠山山脚，四周松枫环绕，其间庭院幽美。一群同学忙着拍照，我和不丹的佩玛站在一边，端详着这座精美绝伦的寺庙。我对佩玛说：“从你们南亚到这里，佛教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这里，佛教形而上的苦难观被改造成妙趣横生和开怀顿悟。”佩玛追问我一句：“Tony， 你相信生死轮回吗？” 片刻的肃穆之后，我点点头。这时，从金阁寺反射过来的几缕稀疏光影斜照在佩玛的脸上，我才发现，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女人的脸颊如此美丽纯良，那宛如雕刻的山民面庞在京都雨季的绿树浓荫的映衬下显得朴素如洗。也许不丹并不是我们神往的那样完美，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爱与幸福的绝望的世界上，它是最后的童话最后的寓言了。

　　久久凝视着佩玛。当我突然意识到这样随意地打量一个外族妇女是多么失礼时，为了掩盖自己的慌乱，随即岔了一个话题：“在不丹，男孩在十岁左右，都要被送进寺庙做几年僧侣吗？”佩玛摇头：“不。那是一山之隔的西藏才有这样的风俗。”

　　5、作别

　　临别前的最后一晚，大家相约在春日山下话别。告别晚宴就在奈良公园旁的一家小餐厅举行，透过餐厅的白纸拉窗，可以听到春日山下的呦呦鹿鸣。餐厅的庭院里，石灯笼、青松、枫树、奇石、牌坊，精巧地布局成一小片玲珑景观。我买来两瓶日本清酒，请大家喝。同学们喝得春意盎然。席间，韩国的金吉洪主动提出要为大家唱歌，大家击掌鼓励，苏哈鲁波往大家的清酒和玄米茶里撒了一些干菊花，香气四溢。

　　金吉洪用日语唱，曲调婉转忧伤。小野吉美在一旁低低向我解释这首《春日山下》：“那时我年幼无忧，我和伙伴们在春日山下漫游，成群的野鹿沐浴春光，那欢乐的年华永生难忘。后来我长大离家，漂泊在茫茫远方。当我再次回到春日山下，邻家的姑娘先嫁给商人又成为新寡，辛劳的父母已经满头白发，亲爱的弟兄远征到遥远的北国。樱花终于落尽，鹿儿繁衍数代，这虚空的人间，谁能告诉我人生的意义？”

　　金吉洪歌唱时伴舞的身姿投射在雪白的窗格纸上，与庭园里枫树的剪影相重叠。酒味，菊香，枫影，茶色，都为今晚的离别而存在。金吉洪，我看见了，你起舞弄清影的时刻，眼底掠过离别的泪光。再见了，奈良，药师寺不老，若草山长青。再见了，奈良，这麋鹿的故乡，让我返回远古，重诵生命的柔情：呦呦鹿鸣，食草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晚餐后，最后一次洗温泉，沉浸在轻烟缥缈的泉水中，放松身心，卧泉听涛。走回到各自的房间时，我和苏哈鲁波最后道别。我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就这样穿着浴袍，在这里说再见吗？”他有点怅然若失：“期待再见的一天，也许在乌兹别克斯坦，也许在中国，也许还在日本，谁知道呢，未知的事物总是迷人的。”我坚决地说：“最好是在佩玛的国度不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