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是以植物为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在其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历程中，植物文化体系得到了不断地完善，并逐步实现从“实用型”向“精神型”的转向。这一文化演变的主要推动者，当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知识阶层—士人阶层。正是他们用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之链串起花木植物，演绎出不同时期植物文化的景象，书写着具有我国传统话语含义的植物文化。

　　1 我国古代植物文化的演变

　　植物文化是指“在漫长的植物利用历史过程中，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日趋紧密，加之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了与植物相关的文化体系m,。该体系包括物质层面:植物认知、栽育和利用等与人类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还包括精神层面，即透过植物这一载体，反映出的人类审美情趣、文化心态及哲学意识等。我国古代植物文化自诞生伊始便融合了这2个层面，其后伴随着社会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植物在人们能动地关切、利用和赋意下实现了自身文化体系的完善，并表现为从物质向精神的飞跃。

　　1.1先秦—植物文化的发韧期我国植物文化发韧于先秦时期，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1.L1基于实用价值的植物物质文化层面的内涵最先被人们挖掘和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主要是从其实用价值开始的。比如:在食用方面，梅—“若作和羹，惟尔盐梅”(《尚书·商书·说命下》);菊—“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礼魂》);在造物方面，松—“祖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桶有易，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诗·鲁颂》);竹—“此诸侯夫人劳卿大夫，故无案直有竹黄，以盛案栗”(《仪礼·聘礼》)。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植物文化是朴素的、直观的实用型文化，它主要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

　　1.1.2植物文化精神层面的含义萌发。继植物实用价值被挖掘之后，其审美价值与比兴功能也逐渐被人们认识。以荷为例，“彼泽之破，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经·陈风·泽破》);“制董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楚辞·离骚》)。这些信息表明，荷在先秦已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并且与人确立了“美人香草”式的类比、隐喻关系。

　　1.1.3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的雏形已然萌生。春秋战国时期兰文化的勃兴标志着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初步形成。据史料载，当时兰事兴旺，普及深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风—“士女秉兰”(《诗经》)，生活—“疏兰为芳”(《九歌》)，礼仪—“大夫执兰”(《周礼》)，祀神—“春兰秋菊”(《礼魂》)，政治—“芳若芝兰”(《荀子》)等等}z7。此外，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如孔子赞“兰为王者香”;勾践“种兰诸山”;屈原“滋兰之九蜿”、“纫秋兰以为佩”，又进一步使我国兰文化的精髓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为兰文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体系与范式。

　　1.2汉魏六朝—植物文化的成长期汉魏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时期，这期间社会生活历经了大一统的鼎盛以及分化后的动荡，而整个文化领域却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宗白华先生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我国植物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

　　1.2.1注重总结植物特性、栽培及利用方面的规律，与植物相关的专著相继公诸于世。西汉《祀胜之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记载了植物靠接的方法;西晋稽含撰《南方草木状》较为详尽地记述我国早期的岭南植物，尤其该书对植物独创性的分类已成为植物分类学史上的里程碑;东晋戴凯之的《竹谱》记载了70多种竹子，是我国最早的专类谱;后魏贾思腮《齐民要术》记载了许多宝贵的农耕经验，堪称我国农学方面的巨著。这些成就反映了先民对植物认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同时为植物文化后世的发展与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2进人观赏领域的植物开始增多，植物审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照和提升。在汉朝，上有武帝重修上林苑，栽种数千嘉卉，下有官僚富商争建私园，点缀奇树名葩，植物审美活动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在魏晋，陶渊明结束了菊自屈原以来近40l)年的消歇，并赋予之坚贞不屈的人格和悠然自适的清环。菊自此以定式化的“陶菊形象”走进士人阶层的视野、心中。南北朝时期，我国植物世界中的两朵奇葩—牡丹和梅花正式进人观赏领域。关于牡丹，《酉阳杂姐》载“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关于梅，《挑湖和梅诗序》记“南北诸子……，梅于是时始一日以花闻于天下”。

　　1.2.3植物与多种文化发生融合，其文化体系进一步成熟。譬如:在宗教文化中，荷既是道教中的“道瑞”之花，又是佛教中“著而不染”的圣物。在人文风俗方面，重阳节人们饮菊酒和赏菊花。此外，植物与还音乐、绘画、医药、文学、饮食等诸文化发生融合，这些都是植物文化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1.3唐宋—植物文化的繁荣期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继唐之后，宋代社会尽管有些衰弱，但唐文化的余泽和惯性仍使其社会文化在快速前行。与这种趋势相一致，植物文化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并进人空前的繁荣期。

　　1.3.1唐宋植物文化的繁荣首先表现为一种多客体、长周期和社会化的特征。植物文化的风靡并不是以单一客体展开的，除了耳熟能详的牡丹、寒梅，还有紫薇、菊、竹、荷等植物备受人们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也不是片断式的驻留，而是长周期的体悟，譬如起于隋的牡丹热能一直延续至北宋。另外，唐宋植物文化热的参与主体呈现为社会化的特征，如:“京城贵游尚牡丹，当花开时一节，京师车马如狂，以不耽玩为耻”「“〕;“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is;。

　　1.3.2对植物世界更高层次的把握和体认。唐宋时期，人们认知和栽艺植物的水平已远远超越前代。如果说以前人类活动是对植物世界被动的认知和利用，那么唐宋时人们已可依据自身需求对植物进行能动地改造。关于这一事实，仅从唐宋流传下来的众多植物学著作中便可管窥一斑。植物审美出现比德化的倾向。人们种树艺花不再是物色才用之好，而是君子胸襟、雅人情怀的体现。由此，一些历史上曾为名人贤士青睐过的植物如兰、菊、松、竹再获尊崇;一些原先的自然芳菲之物如梅、荷也被谱出新意，如:苏轼的梅、周敦颐的莲。植物文化体系精神层面在这一阶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关照，正实现着从“审美”向“品格”的转向。个别植物已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牡丹之于唐，寒梅之于宋都是最为贴切的写照。牡丹的雍容艳丽、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勇于进取，开张扬厉的时代精神，而梅的淡雅、婉约则与宋朝阴柔内敛的心态相契合。植物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标志着植物文化正步人最高境界。

　　1.4明清—植物文化的跌宕发展期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社会运行模式较为动荡，社会经济趋势渐渐向弱。受之影响，我闰植物文化的发展也步人了跌宕起伏、缓慢发展的轨道。

　　在此历程中，有值得后人肯定的辉煌成就，如明清两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植物学科的相关知识做出了最为系统和全面地挖掘和总结，其表现为植物著作的激增，数量之多堪超唐宋;明和清初的植物商贸产业也进一步隆兴，植物引种和栽艺技术日臻完善。然而，些许的辉煌已无法照亮当时正在步人暗淡的植物文化体系。明代以来，人们对植物审美及精神层面的挖掘已无新意，许多关于植物文化含义的论说及成果多为“结穴”之作。到了晚清，由于腐朽的统治和西方入侵，植物与花卉的生产萎缩、技艺停滞、品种散失，士人已无暇于植物意义的挖掘与创作，至此植物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日显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