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名扬中外。这不仅因为苏州现今保存的古园为数众多，更是由于这里造园的历史极其悠久。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苏州最早见诸史籍的园林，出现在春秋吴国营建阖闾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自此之后，造园活动几乎一直绵延而不绝。尤其是在唐宋之后，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官宦因向往这里的山水秀丽、物产丰富、经济繁荣而到此定居，从而带动了当地园林建设的发展。时至明清，不仅“吴中豪富，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隐洞，凿峭嵌空为绝妙”，就是“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黄省曾《吴风录》)在如此普遍的造园之风的影响下，不仅当地园林数量激增，同时也促使造园艺术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来赞美苏州的园林艺术(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实非过誉之词。

　　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园林的生成与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环境。从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看，凡造园活动兴盛的地方，一般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物质基础及深厚的文化渊源。而这在苏州的社会演进中，始终未曾或缺。苏州自春秋吴国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选址合理、规划适宜，加之以后的社会发展进程未受到大规模战乱的影响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使经济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园林发展具备了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从有关的史志统计，自春秋吴国营建宫苑以来，著名的苑园可以千数，而且广泛分布在吴地城乡，至于仅凿一池、点数峰、莳栽几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胜数。正是这千百年来极其普遍的造园实践，才使苏州的园林艺术趋于成熟。因此，回顾一下苏州园林发展的历史，对于加深理解苏州古典园林艺术，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东吴大地的史前文明

　　园林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和文化的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苏州的历史演变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极早。虽然见诸史料的吴地历史，开始于商朝末年，但近代考古的成就，却为我们述说：早在一万多年前的上古时期，这里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而且在当地居民几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极其发达的史前文化。之后苏州的发展，尽管并不完全承袭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环境，同样孕育了后来的苏州经济和文化。因此，在叙述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之前，也需对此作一扼要的介绍。数亿年前，我国东部的长江下游一带，曾是一片荒凉沉寂的华夏古陆。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时期，地壳的断裂、褶皱以及岩浆的喷涌，造成了苏州西部无数的山峦。到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地壳缓慢下沉，形成海湾与群岛。随着长江日复一日地夹带着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积，逐渐将海湾围截成众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边大片的冲积平原。由于这里地处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的成就告诉我们，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就有了人类活动。到距今7000年前后，当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间，因气候暖湿、海平面相对稳定，使这里的“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水稻的种植、家畜的驯养，也自此开始。定居生活促进了建筑的发展，当地出现了以矩形平面为主、间有圆形平面的住宅，墙中用木柱，外包泥墙，并经烧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许多木构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术。屋顶由芦苇、竹席和草束构成。此外，还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大约从距今6000年起，气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海平面也时有波动。特别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温期形成的大片湿地，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使继“马家浜文化”之后“崧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间，自然条件再度好转，这里的居民创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礼仪制度也已经完备。当时遗留的墓葬中，让后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随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随葬玉器，反映了当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则说明社会等级区分也极其明确、严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却突然中断了。有人推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突变所致。当时气候变冷，发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没了低地，几乎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于是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终于退却，气候也随之好转，远出避难的人们逐渐返回了远离的家园。虽然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受此灾变，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但回归的居民却带回了周边甚至中原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当地的“马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l世纪，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与当地的居民结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复生产，建立国家，这就开始了记载中的吴国的历史。从殷商晚期到春秋中叶的数百年间，吴国尚未完全从洪水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许多诸侯国家，以致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僻处于长江下游默默无闻的蛮夷小国而已。

　　二、壮丽宏伟的吴国宫苑

　　按史书记载，吴国形成于殷商末年。当时居住在我国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领太王古公室父的领导下，已日渐壮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为让他们的侄儿昌(后来的周文王)能顺利继承周族的统治权，便离开中原，结伴南下，到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国家，号称“勾吴”，并在今天的无锡梅里，筑城作为都邑。经5世在周章时，周族武王终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怀念泰伯、仲雍的让国之义，封周章为“吴伯”。此后又经历了15代的传承和发展，到寿梦时(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国势逐渐强大，自称为“吴王”，并开始出访北国及荆楚，密切了与各诸侯国间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诸侯争雄的行列。又四传至阖闾时(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吴国已进人了鼎盛时期。为能争霸中原，需要有一座与强国地位相适应的宏伟都城，而旧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阖闾听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建议，决定迁都，选址在姑苏山东南相，即今苏州城的位置，兴建起了一座规模宏伟的阖闾大城，奠定了之后苏州城的基础。在以后的2500余年间，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滥觞时期的苑园，还只是一种农、牧业生产的设施，它的出现应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化之后。而吴地居民农耕生产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史料，故难以断定当时是否也已有了类似于苑园的生产设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苑园也逐步由生产设施向游娱场所转变，甚至与宫殿一样成了强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竞相以“美宫室”、“广苑囿”来夸示。而此时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渐发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吴国，具备了与中原诸侯相抗衡的强盛国力，于是游娱性的苑囿也开始在太湖平原出现。

　　苏州园林的起源，较阖闾城的出现更早。如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中所载的吴王寿梦的“夏驾湖”。据后人考证；“夏驾湖”位于今天苏州城内吴趋坊一带。当年寿梦为盛夏避暑纳凉，在此“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驾湖”。到阖闾建城，“夏驾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筑改建，成为阖闾、夫差两代君王的游乐之所。吴国覆亡之后，此苑被废弃而荒芜。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与外壕相联，当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称“夏驾湖菱”。宋人杨备有《夏驾湖》诗云：“湖面波光鉴影开，绿荷红菱绕楼台。可怜风物还依旧，曾见吴王六马来。”大约到清代初年，夏驾湖完全湮为平地。

　　春秋吴国最负盛名的宫苑，是位于吴城西南30里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据说吴越由于疆界相接，长期以来时有小争，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阖闯五年(公元前510年)，吴王借口越国不随其伐楚，而大举进攻越国，破携李城(今浙江嘉兴附近)，自此吴越结下冤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国乘吴王率兵攻楚，并与之相持之际，从其后方掩袭吴地。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吴王大败而归。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吴国大举伐越。由于轻敌，吴为越所败，阖闾也因此受伤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为报父仇，夫差亲自率兵攻打越国，大败越军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践仅领残部5000逃归国都会稽。吴国原想乘胜一举灭亡越国。在此危急时刻，越国臣僚提出了忍辱图存的策略，由越国大夫文钟前往吴国，厚贿吴宰相伯豁，说以利害，终于在伯豁的帮助下，说动吴王同意接受越国的投降，让越王勾践率妻子到吴国为奴。在吴3年，勾践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终于得到了吴王的怜悯和宽恕。又用文钟兴越灭吴的计策，献美女以惑乱吴王。馆娃宫就是夫差为越国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宫苑。

　　馆娃宫高踞灵岩山巅，殿阁巍然，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等，皆“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又“置春宵宫，为长夜之饮”。宫殿之侧为花园，山顶凿有三池。一为“玩花池”，相传是夫差为西施赏荷而凿，池内植四色莲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吴王与西施常在此清暑赏景，采莲取乐。另一是“玩月池”，据称西施喜临水照影，所以吴王为其凿池欣赏月色，游兴高时，还常手遮月影，戏言是“水中捞月”。后人以为是吴亡国之谶，故有诗云：“强说玩花还玩月，个中已幻沼吴谋”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梦。”再一日“砚池”，传说是古人采石制砚所留，吴王稍加修饰而成，灵岩山也因此又称“砚石山”。事实上，我国在春秋时期尚未使用纸墨、砚台，这当为后人讹传。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间有两口井，圆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圆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烟水》)后来人们将其更名为“吴王井”和“智积井”。方志载：明代淘井时，曾发现玉钗，上刻“敕”字，证明此井确为当年馆娃宫的宫井之一。陈子贞有诗云：“曾开鉴影照宫娃。玉手牵丝带露华。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吴王井》)灵岩山顶还有“琴台”，是西施操琴之处。梁简文帝《登琴台》诗称：“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罢，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宋以前，琴台下有大偃松，身卧于地，两头崛起，交荫如盖，不见根之所自出，当地人以为奇赏。琴台下有响屐廊曲折而东。《古今记》载：“吴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虚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屦绕之，则跫然有声。”

　　此外，山之上下还有诸多营建，至今人们还能从那些遗迹中，遥想当年吴宫的盛况。如山上西施晨起晓妆的“梳妆台”，吴王与西施游憩小坐的“西施洞”，吴宫艺花之处“大园”、“小园”(后讹为大晏岭、小晏岭)等。山下的“香水溪”，相传是宫女在此梳妆沐浴处，溢脂流香，故又称“脂粉塘”。“采香泾”是为西施泛舟前往香山采集香草而开凿的河渠，据说夫差为取悦西施，用强弓硬射一箭，令从人循箭行方向开掘而成，故又名“箭泾”。“画船坞”有东西两处，也为当年蓄水划龙舟游乐的地方，俗称“划船坞”。随着吴国的覆亡，馆娃宫及其诸多的景物也相继荒芜。后人叹日：“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泾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较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醉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南宋吴文英《八声甘州慢》)

　　“长洲苑”和“姑苏台”，也是当年吴国著名的宫苑。《吴郡图经续记》称，“长洲苑，吴故苑名，在郡界”，具体位置已难确指。阖闾十年(公元前504年)，立夫差为太子，并使之守楚留止，阖闾自己则在吴城内外大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于长乐”。“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旦食鲺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吴越春秋》)由此可见，长洲苑至少在此时业已存在。姑苏台的位置有二说：一说在苏州城西南七子山北，连尧峰山的小紫石山，今称姑苏山，又称姑苏台。另一说是在苏州城西南胥口镇南，濒临太湖的胥山，今称清明山。关于姑苏台的建造年代，历来也说法不一。《缉柳编》说是吴王齐玄所造，考勾吴承传谱系并无齐玄，寿梦之父日去齐，或即为其人。《吴越春秋》和《吴地记》说是筑于阖闾十年，《洞冥记》则说是夫差所建。一般认为是始建于阖间而成于夫差。文献记载，姑苏台规模巨大，台高300丈，盘旋诘曲，横亘5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附近河道，因堆积建台所用的木料竟然堵塞了交通，木渎镇也因此而得名。姑苏台上的建筑，也穷奢极侈，殚尽土木。阖闾造九曲之路以游姑苏之台，夫差作天池，置青龙舟。舟中盛陈伎乐，日与西施为水嬉。诚如宋人崔鹦的《姑苏台赋》中所描述：“神材异木，饰巧穷奇，黄金之楹，白璧之楣，龙蛇刻圆，灿灿生辉。”“虽楚之章华，未足比也。”(《吴郡图经续记》)到越灭吴时，夫差被困姑苏台，乞降不允，伏剑自刎，后姑苏台也为越人焚毁拆尽。

　　自寿梦崛起于东南，到夫差身死国亡的百余年间，是吴地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最为繁荣时期。在此期间，“起城池”，“建宫室”，“大苑囿”，营造活动几乎未曾停歇。尤其是阖闾、夫差两代君王，在吴城内外的建设更为频繁。据史料统计，在阖闾建都之后的40多年间，吴城附近先后兴建的苑囿，还有“梧桐园”、“消夏湾”、“锦帆径’’等30余处。

　　三、秦汉吴地苑园

　　吴国灭亡之后，其地为越国所有，阖闾城丧失了作为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宫苑荒芜。不久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吴越大地都并归楚国。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黄歇，公元前248年赐领江东吴国旧地，始对荒废了200余年的吴城宫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吴期间，更对当地颇多建树，单兴修水利方面，就对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外还有“桃夏宫”、“吴市”、“吴诸里大闸”、“吴狱庭’’等营建活动。史书中有“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之说，但由于记载疏略，难以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

　　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吴越之地置会稽郡，原吴城及周边地区建为吴县，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刘邦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刘汉政权。起初江南及吴县仍沿袭秦制，属会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吴地封与荆王刘贾，后又为吴王刘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濞反汉被杀，恢复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会稽郡，将浙江以西之地设吴郡，吴故城为吴郡治所。秦汉时期，吴地地广人稀，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相比，经济和文化都较落后，但因有春秋吴国宫苑的遗存，仍可看到这一时期不少有关造园活动的记载。西汉刘濞居吴时，也曾对原来遗留的“长洲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谏吴王濞书》中写道：“(武帝)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后来唐人孙逖的《长洲吴苑校猎》诗也写道：“吴王初鼎时，羽猎骋雄才。辇道阊门出，军容茂苑来。山从列阵转，江自绕村还。剑骑缘汀人，旌门隔屿开。合离分若电，驰逐隘成雷。胜地虞人守，归舟汉女陪。可怜夷漫处，犹在洞庭隈。山静吟猿父，城空应雉媒。戎行委乔木，马迹尽黄埃。揽涕问遗老，繁荣安在哉?”

　　秦汉吴郡、郡守的衙署，原来也是春秋吴国的宫殿。吴亡以后，虽然数遭火灾，但到秦代尚有遗构留存，直至汉初守宫小吏因举火照视燕窟，遂将宫殿全部烧毁，不久太守衙门又在原址重新修造。史书数载：武帝时，吴人朱买臣出任会稽郡太守，曾将先前不安贫困而改嫁的妻子带回衙署，“置园中，给食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东汉初，人们还在这座园中开凿了“东西十五丈，南北三十丈”的宫池。(袁康、吴平《越绝书》)

　　东汉年间，私家园林也开始见诸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及《吴门表隐》，都有“笮家园，在保吉利桥南，古名笮里，吴大夫笮融居所”的词条。据史书记载，笮融是东汉丹阳人，曾聚众附徐州陶谦，后在徐州建浮图祠，对推动当时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虽然他在苏州建造宅园的情况，因时代久远，且记载疏略，至今已难以有更详细的了解，但这在苏州园林发展历史上，仍是已知最早的私家园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四、“吴中第一”的六朝园林

　　自东汉末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起先是为镇压黄巾起义，而演成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形势。继而兼并为三国鼎立，相互间又时有攻伐。三国归晋后，虽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期，但不久西晋皇室中的争权夺利又发展成“八王之乱”。此时，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机进入中原，各自划地建国，彼此间争夺与混战，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国家逐步统一，从而结束了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

　　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为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南方虽然也经历了三国东吴、东晋及之后宋、齐、梁、陈的六朝更迭，但较之中原地区，仍相对显得安定。于是大批为躲避战争的人向南迁徙。随着大量人口的涌人，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劳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北方士族与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江南地区逐渐繁荣，因而也给苏州大型府宅的营建提供了条件。如东晋时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兴建大型别业，据称二宅依山而建，几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叹“尽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间”，其规模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内卫尉卿陆僧瓒、苏州刺史顾彦先等的府宅，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有竹木山水，其内在环境都十分优雅。

　　自东汉以来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到此时似乎有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开始极力予以推崇，出现了大量由国家出资兴建的寺庙，甚至还有像梁武帝那样到铜泰寺舍身为僧的故事，这就使佛教从形式上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另一方面，连年的战乱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生命无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义则向人们灌输“因果报应”和“修炼来世”等宿命思想，使人们极易接受而沉湎于这种虚幻的解脱之中，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正是这种种原因，当时“舍宅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于许多府宅在瞬息之间就转化成了佛寺。而园宅的花木环境也由此带人了寺庙之中，出现了相应的园林，成了后人所谓的“寺观园林”。在苏州地区，类似的寺院为数不少，上述几座府宅，也经“舍”后变为佛寺。

　　以佛教思想寻求解脱，固然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方法，但为躲避战乱而栖身于山林之中，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普遍，这就是所谓的“栖迟隐逸”，从而使人们对自然山水产生了更深刻的认知。我国的山水文学和山水画，大致都成熟于这一时期。人们以山水诗的形式予以赞美，用山水画的形式进行刻画，实际上是在再现理想中的自然。同样的再现，当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间屋后。于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园林，开始成为人们的向往。

　　东晋时期的“顾辟疆园”，堪称这一时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园实践中最成功的一个实例。顾氏祖先原居越地，后徙吴，两汉年间为当地望族。东晋时，顾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参军，是当地颇有地位的要员。其园宅以竹树、怪石闻名于当时，有“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之誉。人们曾以“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以及“辟疆旧园林，怪石纷相向”等诗句来赞美它。相传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前往会稽，途径吴门，慕名到园中参观。他虽与主人未曾相识j但仍径入其园，并“指麾好恶，傍若无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以王献之当时的名望，也能为其所吸引，可见“辟疆园”的声望。

　　较“顾辟疆园”稍迟的，还有“戴颐园”，也以“有若自然”闻名远近。戴颗之父戴逵，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少博学能文，工书画，善操琴，其余艺巧靡不毕综，性高洁而不谙世务。东晋孝武帝时，他屡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吴地，时称“吴中高人”。戴顾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学，少年时就能随其父进行雕塑创作，所以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戴颞16岁遭父丧，即与兄勃隐于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庐。宋初至苏州，因其擅画，通音律，且隐逸不仕，也被视为高士。他到苏州后，士人们即为他建宅造园，园中“聚石引水，植水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传》)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后)，征其出仕，不就，后来衡阳王义季使张邵迎戴颐至京口，居黄鹄山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