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国土资源部组织对全国各省(区、市)进行实地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土地供应调研报告会上，公布了调研结果：全国31个省都反应国土部下发的计划指标满足不了本地的用地需求，各地全年用地需求计划合计达1616万亩，而国土部的年度计划指标仅670万亩，多数地方表示指标只能满足需求的1/3。

　　考虑到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各地以土地换经济发展的普遍做法，我国一直强调要严控各地用地规模，在其他部门和行业逐步取消计划、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却建立起基本上独一份的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用地计划指标模式——国土部制定全国年度计划，然后从省、市、县逐级分解下发。

　　我国地方政府不仅要提供公共服务，还尤其注重GDP指标的实现和突破。各类超规模的政绩工程和多多益善的招商引资项目都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过量需求。考虑到各种违规用地方式面临的法律和政治风险，各地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在计划指标模式下，如何从上级政府掌握的用地指标盘子里切出尽可能大的蛋糕来。年度指标有限，如何多得指标是下级政府的难题，而如何合理分配则成为上级政府的烦心事。

　　自然，围绕着分配用地指标，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要地的一方尽量把用地计划做大，不怕上级政府照着腰部砍，就算照膝盖砍，也算是一个胜利。就像工业用地恶性低价竞争很快被各地自觉采用一样，浮夸式的用地计划也很快成为地方政府的标准动作。尴尬的是分解指标的上级政府，年度用地指标就这么多，各地上报的需求却年年扩大。如果这种计划指标分配机制不改变，有理由相信，未来年度指标满足各地用地需求会向着1/4、1/5进军，不仅不能照膝盖砍，只怕要照着踝关节砍了。

　　这种数字博弈或者说数字游戏的表现，使得用地指标计划体系的严肃性被完全消解掉。而另一方面，它的科学性历来都受到质疑，离用地最远的高层政府却拥有用地规模的最终决定权。由于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存在，高层政府不可能进行过于细致的、建立在项目实际需要基础上的数据收集、汇总，最终只能按照一些过于粗略的原则或者沿袭历史数据稍作改动的方式来确定各地计划指标。这样的结果必然难以让地方政府信服，也使得他们自身的用地需求制定过程变得随意，以不科学对不科学。

　　虽然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各方都在任何公开场合尽量维护计划指标的严肃性，但计划指标的应用和落实结果却屡屡显示出其缺乏科学性、合理性而必然带来的难以实现性。制定指标时不断强调集约节约用地，在现实中土地的滥用和浪费现象却遍地可见；一方面不断追要指标，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土地批而未供，以及更多的未批先用。

　　这种货不对版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对产权主体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的经济本能的否认，而把这种任务全部交给政府来完成，其结果必然会和历史上其他类似的经济计划体系一样，变得无效率而沦为一种表演性质的管理行为。诚然，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以社区规划为基础的土地规划、利用和城市建设模式，真正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我们还有大量系统性工作要做。现在，至少应该对一些顽疾进行反思，要明确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径是哪条，拿出勇气和决心去推动改革，才能避免不断重演历史上的失败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