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随着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这方面的规划建设实践。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24项指标，其中关于资源环境的8项指标中有7项是约束性指标。从中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已经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未来，中国只有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以采用低碳发展模式和建设生态城市为手段，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健康发展。

　　但是，由于目前尚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城市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基础、方法体系、规划设计原理、政策体系以及相关的建设技术和实践经验，中国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中国生态城市发展热潮正从理论走向实践

　　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始自江西宜春于1986年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此后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蛰伏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资源能源短缺问题的逐步升级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喧嚣，生态城市成为世界各国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转变旧有发展模式、谋求城市新兴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驱使下，中国对生态城市的关注也从专家学者的理论探索迅速升温至政府倡导的建设实践层面。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学术交流部所做的一项统计表明，截至2011年2月，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有230个，所占比重为80.1%；提出“低碳城市”建设目标的有133个，所占比重为46.3%；综合上述两种建设目标，提出低碳生态城市有关建设目标的城市已达259个，占到地级市比例的90.2%。

　　除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目标层面的积极响应和倡导，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城区）也已经开始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活动，根据其用地性质和开发建设模式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两类：新建地区的生态城市实践和既有改造的生态城市实践。

　　新建地区的生态城市实践。这一类型的生态城市实践以中新天津生态城和曹妃甸生态城为代表，其特点为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不占用耕地或实现占补平衡，以盐碱地、滩涂地的生态化恢复、改造为主所进行的从规划到建设的生态城市实践。相对来讲，这一类型的生态城市实践受到的现状约束性因素较少，规划设计和建设发展的余地较大，可以通过制定指标体系等手段来较好地和相对完整地应用生态城市有关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技术，全方位地开展建设活动，但同时也存在依靠政府投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人口集聚、产业集聚需要依托周边城市辐射力等方面的缺点。目前中国所进行的生态城市实践多数属于这种类型。

　　既有改造的生态城市实践。这一类型的生态城市实践主要是指对原有城镇进行的生态化改造，其特点是根据当地的现状发展水平和特色，兼顾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利用适宜的低碳生态技术，逐渐改变原有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共赢。如浙江安吉充分利用当地“竹乡”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从竹产业的原料供应、竹制品的初加工和深加工到竹产品的销售这样一条循环、高效、完整的产业链；北京的延庆、密云地区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和实际需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财政补贴和技术扶持下，在新能源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风力发电等）、生态修复、垃圾分类处理、循环产业等方面进行了建设示范和应用。相对于新建地区的生态城市实践，这一类型的生态城市实践相对见效慢，需要政府加强扶持和引导，但我们应当意识到，既有改造的生态城市实践是我国当前最应重点推进同时也是未来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一种类型。

　　当前中国生态城市发展中的误区与问题剖析

　　毫无疑问，无论是政府提出的建设目标还是正在开展的建设实践，生态城市的发展热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探索生态城市最为积极和主动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当前生态城市建设尚处探索阶段，其建设和发展中所表露出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为导向不明、目标缺失、理论缺失、唯技术论四大方面。

　　导向不明。政府建设生态城市动机不明晰，强调政绩工程。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政府已经普遍对生态城市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进行了不同程度和规模的生态城市建设实践活动，但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动机不够明晰、盲目跟风，一味强调政绩工程的现象。根据我们所进行的调查统计可以发现，提出生态城市有关建设目标的城市数量随着国家发布相关政策文件的时间有着较大的起落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在提出相关的建设目标时，不是完全根据城市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而是一味与政绩考核等因素挂钩所做出的跟风之举。

　　盲目关注大城市，忽视中小城镇。尽管全国90.2%的地级以上城市均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但从其提出时间和地理分布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提出时间早、分布密度高的特点。而且当前开展生态城市实践活动最为积极的多数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城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无锡、武汉、深圳等，对于生态城市的相关宣传和报道中，中小城镇也鲜有提及，以至于造成了“生态城市等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一种错误认识。

　　盲目关注“新城开发”，忽视建成区的生态改造。如前所述，新建地区的生态城市实践虽投入成本高，但具有见效快的特点。因此，在多种因素的驱使下，很多城市在进行生态城市实践时选择了“新城运动”，而见效慢、推动慢的建成区生态化改造则处于被当权者冷落的境地。殊不知，建成区的生态化改造是当前中国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未来生态城市实践的发展趋势。

　　目标缺失。生态城市发展忽视与中国国情和客观需求的结合。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开展生态城市实践活动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盐碱地、滩涂地等未利用用地的生态化改造来进行建设。违反了这个大前提，只能使生态城市的实践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上海东滩生态城和廊坊万庄生态城均是因为生态城开发占用了农用地等土地性质方面的问题造成生态城建设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

　　生态城市发展尚未建立权威性、导向性的指标体系。生态城市的建设需要设立明确的目标和衡量标准，需要通过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指标体系来引导生态城市的建设方向。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全国性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尽管各地出于实践建设的需要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但是缺乏宏观层面的目标引导性，导致地方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目的不清、导向不明的问题。

　　理论缺失。生态城市的定义不清，概念多样化。尽管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一概念，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有一个明确、公认的定义和理解，其名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中国目前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中就存在诸如“生态城市”、“绿色生态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至少40种以上的名称，提出的“低碳城市”建设目标中存在诸如“低碳城市”、“低碳产业基地城市”、“低碳先锋城市”等至少15种以上的名称，这就使得生态城市的相关实践活动缺乏一个必要的、清晰的基础前提。

　　生态城市规划的地位、编制方法和体系等尚未得到确立。生态城市的实践活动尽管开展得如火如荼，像中新天津生态城、曹妃甸生态城等一些实践已经取得阶段性的建设成果，但生态城市规划的地位、编制方法和体系等目前尚未得到明确，各地生态城市的规划均属于探索性阶段，对于编制内容和深度均没有统一、明确的要求，无法对规划编制后的建设实施起到很好的保障和引导作用。

　　唯技术论。生态城市发展一味追求技术的新、奇、特，忽视建设成本的控制。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经验和智慧的国家，通过运用传统智慧中的一些简单的措施就能使生态城市的建设收到良好效果。而目前进行的生态城市建设实践却摒弃这些低成本、高效益的手段，热衷于追求技术的新、奇、特，热衷于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如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垃圾气力输送系统，由于该系统技术新颖很快就得到了国内多个正在建设中的生态城市的青睐，争相引入这种技术。尽管此套系统具有全封闭、无需与垃圾接触、投入人力少等优点，但其本身却是一套高耗能的系统，在没有得到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大范围推广应用这种技术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种动辄投入上百亿元，引入所谓的高新技术的做法，盲目地将高投入与高回报划上等号，实际效果却收效甚微。

　　生态城市发展存在打着“生态”的旗号干着“反生态”事情的误区。生态城市建设的初衷是尊重自然、尽可能小地干扰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现实中的生态城市实践却存在着建设选址盲目性较大的问题，如国内正在开展的一些生态城市实践，完全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将地点选在自然基底良好的生态敏感区内进行开发建设，这不但是对自然环境的极大干扰，同时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连锁性自然灾害的产生，对生态城市的建设安全造成隐患，酿成不可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