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西方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有五大学说：一是约翰·弗里德曼世界城市假说，二是强调生产性服务作用的萨森学说，三是强调创意资本作用的佛罗里达学说，四是强调“流动空间”的卡斯特尔学说，五是强调区域作用的司科特学说。这些学说，都源自于欧美发达国家背景。而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强调和平共处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城市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与实践。

　　在描述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方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第一个是国际城市，是指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相当于约翰·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英语国家文献中的“World Cities”。有一些新闻记者把国际城市翻译成“International Cities”。实际上，在英文文献里很少见到“International Cities”这个术语，指的也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国际城市。第二个是世界城市，在中文的话语体系里特指在经济上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端国际城市。这个相当于弗里德曼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或者科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Globe City的概念。世界城市的核心是功能，世界城市是高端功能集聚的地方。国际城市的复杂功能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比如说国际旅游城市。有的可能是两个，有的可能是三个，或者更多。我们中文话语体系里经常讲的的世界城市，实际上是功能高度复杂的国际城市。功能决定影响范围，越高端的功能，影响的范围越大。全球世界城市是最高端功能集聚的城市，所以影响范围通常是要超过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范围，有的时候甚至达到环球覆盖的程度。所以，要给世界城市一个更加明晰的定义，就是功能高度复杂、影响广泛甚至遍及全球的城市。

　　在欧美，定义World City和Globe City时一般强调城市的指挥功能或者控制的能力。在弗里德曼看来，实际上World City就是世界控制能力的生产中心。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平等互利。这决定了我们在思考和实践中国建设自己的世界城市时，有与此适应的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术语。因此，我们强调的并不是它的控制力，而是它的国际或者全球的影响力，国际或者全球的竞争力，可持续的竞争力是国际城市及世界城市的基础。在这里，所谓竞争力就是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环境生产率，最核心的是劳动的生产率。因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而提高生活水准的前提是人民能拿到更多的“钱”，而拿到更多钱的前提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特别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以来，我们特别强调环境的生产率，把节能降耗减排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高度，特别是节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问题。

　　世界城市在政府和学界看来，具有哪些方面的意义呢？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城市呢？根据我国自己的探索，并借鉴国际经验，这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经济意义：有助于国家成功从全球分工体系中低附加值、低效率、低辐射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效、高辐射的生产环节转型。从全球化角度来看，这是我国推进产业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课题；第二，文化意义：世界城市是世界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象征和引领者，所以世界城市的建设必然有利于我们国家从全球文化的边陲向全球文化中心的转型。这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含义；第三，政治意义：从国际政治经济来看，我国处于边缘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现在基本转化为一个半边缘化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正在加速向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家转型。世界城市有助于推动这样一种转型。第四，国民精神：拥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世界城市无疑确实能够提升百姓的荣誉感，有助于振奋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