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于生态城镇，世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们应当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以保证生态环境仍然具备自我恢复能力。 

　　2010年11月份，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对全国的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各城市政府的重要工作，83%的城市将生态城发展作为城市长期的战略目标。 

　　同时，调查也显示了中国生态城镇建设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唯技术论，忽略生态城市社会和环境。多数的城市在建设生态城时，虽然政策上谈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在生态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上也确实包括了相关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口号或指标上。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有些生态城甚至假借生态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生态城镇的建设本应避开生态敏感地段，但一些地区生态城镇建设选择在生态保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可能带来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二是政绩评估体系影响发展模式转型，价值导向影响生活方式转变。目前整个政府的评估体系、方式、模式与生态城镇发展所要求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并不配套，财税和投资体系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对生态城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影响。在生活方式上，目前价值导向出现很大误区。比如，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追求欧美发达国家消费方式，比如大排量、排放污染严重的汽车。10多年前中国多数城市都可以看到“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近几年这类宣传从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消失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更多考虑如何在人均用水量、用电量上向西方国家水平看齐。中国许多城市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中西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用水和用电等应当是以能够满足需求，实现舒适度为标准，“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应当重新出现在所有的生态城镇。 

　　三是创新能力制约生态城镇的发展。不少生态城镇所谈的创新，只是对绿色建筑、再生能源等新技术的运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调研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考虑了在运用绿色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绿色建筑具有地域性，并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在新能源开发上需要创新，运用上也需要考虑结合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风能或太阳能。生态城镇的建设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 

　　四是规划理论和手段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城镇发展也需要城乡规划创新，比如在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的层面上，需要分析和发掘一个区域的物质流走向，控制一个地区的物质数量和质量，考虑物质利用后，其废弃物能够成为另外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和处理。在城乡规划的微观层面上，在考虑城市美学的同时，考虑风向、阳光等自然环境因素布局，实现建筑节能和环保。在土地利用上，需要重视混合发展，提高密度，空间布局应当有利公共交通的使用。混合的概念应当是大概念的混合，产业、商业、住宅、商业、休闲等等混合在一起，以此减少各种类型的出行需求。在规划管理上，对于居住区进行绿色建筑、绿色照明、绿色出行和其他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要有控制性和鼓励性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补偿机制。 

　　五是小城镇发展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城镇应当发挥小城镇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在城乡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功能，实现小城镇服务于乡村，联系城市的枢纽作用，发挥小城镇传递大中城市向农村经济辐射的功能；解决上亿农民流向大城市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和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交通，每年春节的民工潮，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至今为止，中国生态城镇建设针对小城镇，特别是对现有小城镇进行生态化的规划，促进其生态经济发展的并不多见。现有小城镇的生态规划和建设既吸引不了国内主要的规划机构的重视，更不用说国外的咨询机构。 

　　六是在建设成本上存在误区。生态城镇不一定都是高成本的。比如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简单措施，例如楼房南、北朝向和通透性，形成穿堂风就能够起到节能作用等。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城市设计学者到中国，参观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建设的住宅小区。当他看到中国这些小区内几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感到很困惑，认为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当他理解了这种朝向的住宅能够有效节能，增加日照时间之后，他一直在大力宣传住宅朝向对节能的重要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之路应当更重视讲究实效、成本低廉。中国曾经有过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恢复这些传统对与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有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