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病了，病症不仅包括交通拥堵、空气恶化等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还包括一种“失忆症”——忘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有人形容，中国200多个城市如“一母同胞”。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多次指出，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口号下，很多城市在迅速失去文化记忆。这两个词是没有文化的，使用这两个词的人也是没有文化的。

　　在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香港著名建筑师潘祖尧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到内地城市去看看，感觉每个城市都差不多。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筑，雷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的名称也雷同。”

　　对于正在忘记过去的城市，历史学家怎么看？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

　　记者：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千城一面”的话题，您本人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

　　侯杰：我到各地去，特别愿意发现城市特殊的地方。可是，“千城一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一线城市、新兴城市、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千城一面”不仅表现在城市建筑上，还明显地体现在纪念品上。我们在很多城市寻找有特色的纪念品，往往并不容易，有时满街都是麻将牌、鼻烟壶，缺乏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历史要素的选取。

　　记者：各地建筑的雷同、旧建筑的消失，为什么今天表现得这么突出？从历史上来看，原因出在哪儿？

　　侯杰：中国的城市建设欠账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若干年里重生产轻生活，建了不少简易的工人新村。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开始重视生活，重视城市面貌，好多地方开始大面积建设住房。

　　“旧貌换新颜”不仅是一种口号，也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城市建设不仅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支撑、拉动内需的动力，还可以成为领导干部的政绩。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城市建设的动力大增。

　　中国历史悠久，各地的文化遗存丰富精彩。建筑物里发生过很多故事，承载的不仅是自身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历史记忆。它们是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既包含中国文化共同性的要素，又有地域性、差异性的表达。

　　要避免“千城一面”，很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传统里面挖掘特色，梳理清楚城市自身发展的脉络，尊重过往的人、事、物。放眼全国，江南徽派建筑、北京四合院，都是长期选择与创造的结果，跟地域环境、文化心理有非常大的关联。

　　记者：您亲身经历过旧城改造吗，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侯杰：我在天津的老城厢长大，在北门到鼓楼之间的北门里大街“同和里胡同”。天津明代设卫建城，有600多年历史，老城厢长期是城市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本地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天津老城见证了那次壮举。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消除我们的历史记忆，拆掉了天津军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城墙，让天津变成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又过了一个世纪，因为天津的“世纪危房改造”，老城厢被拆了。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反对这次拆迁，但还是于事无补。

　　时至今日，不少城市因为成区域地保护了历史文化建筑而焕发生机，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看到这个消息后，不知当初那些力主拆掉天津老城厢的人会作何感想？

　　千万不要因为无知，使历史建筑遭受不可挽回的毁灭之灾。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是对文化的亵渎，也是一种“文化自杀”。我们要树立一种观念，保护历史建筑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辈子孙最好的交代。

　　说句实在话，天津老城居民当时长期生活在非常糟糕的环境里。房屋狭小，道路七扭八歪，有的地方公共厕所、自来水、煤气严重不足，老百姓改善生活环境的愿望也很强烈。在这方面，考验的是领导者的决策和实施能力。

　　欧洲有个世界闻名的城市，在100多年前进行了重建、改造。但人家对重要的街区和建筑采取了保护策略，不去破坏外表，而是从内在设施等方面进行提升。这样既保护了城市建筑，又延续了城市形象和人们的历史记忆。咱们要有这个思路就好了。但这样的话，经济利润会降低，而且官员会觉得城市面貌改变得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