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我国民间已有原始的插花意念，并流行着多种形式的插花。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以花传情，装饰仪容的歌谣。特别是战国时期屈原的经典之作《楚辞》中，描述了车披花草，手拿鲜花，赠其所思，表其所爱的盛况。西汉年间（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随着佛教的传入，原始插花意念与佛前供花，佛教礼仪相结合，插花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将花以花束的形式平置于供桌上。公元5世纪《南史》载：“有献蓮华供佛者，众僧以罂（ying）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出现了用瓶插为主的形式——瓶花。这是有关插花的最早文字记载，距今1600年。六朝时期（公元200—589年），北周诗人庚信作《杏花诗》云：“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又“小船行钓鲤，新盘待摘荷，兰臬(nie)绕悦架，何处有凌波”。说明已有采折花枝（杏花与荷花）入盘待客会友的习俗。出现了用盘来插花的形式——盘花，当然，这时只是将花“放”或“养”在器皿中，但已有代表天、地、人象征宇宙的三主枝插花，还有象征佛门大千世界等级观念的七主枝插花，但还谈不上“制作”或“安排”的艺术境界，真正的插花，在隋唐时期才开始出现。

　　一、 花画合一与酒赏

　　隋唐时期，插花由佛前供花扩展到宫廷与民间，主花材从佛前的荷花（莲花）到宫廷的牡丹等渐渐丰富起来。摆花插得好、配得妙，且

　　讲究花器。对花材赋予个性与格调、意义与象征，并视格调高低和象征意义，审慎地调配和择取花材，追求多层次、多角度的艺术效果，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其主要风格。此时盛行花器之下配置精美的台座，背景悬挂书画，形成“花画合一”、“书花合一”。插花作品既是环境的装饰品，又是文化艺术品，起到赏心悦目、畅神达意的作用。在瓶插与盘插的同时出现了以缸插花的形式——缸花。罗虬的《花九锡》中将“玉缸、雕文台座、画图、翻曲、美醑、新诗”分列其中，并详细记载了唐代皇宫中插作牡丹花过程以及饮酒赏花的过程---酒赏。“对花吟诗”，“对花饮酒”是文人的雅兴。“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开花”。从欧阳修的诗中,可以看出,插花百瓶,醉饮其间的“插花饮酒”,列为生活情趣美谈。不仅在室内,往往出外郊游时也“中置桌凳,列笔床、香鼎、盆玩、酒具、花樽之属”。自隋唐始，面对插花，乐声响起，把酒问天，写诗赋词，其乐融融，天不醉人醉，地不醉花醉为赏花最高境界。且与“焚香、点茶、挂画”同称生活四艺，是每人自小就应具备的修养。

　　二、清雅脱俗与香赏

　　五代，是中国插花承上启下的时期，应运而生了卖花郎与花师，并到了诗人杜牧“杏园”中所谓的“满城多少插花人”的境地，郭江洲发明创造了易于固定花材的占景盘。使盘花发挥得心应手，取得很大进步。前蜀出现了宽口尖底的器皿插话——碗花，皆以极点出枝。南唐后主李煜举办“锦洞天”之类的大型插花展览。除碗花外还有并用竹筒作花器的插花——筒花。花材选择以曲折、雅致为佳。韩熙载推出“五宜”之说，并依照不同的花材配置不同香料的焚香而将视觉美与嗅觉美溶为一体，插花发展为嗅觉与视觉共鸣的境界——香赏。认为插花与燃香相互作用，风味相投，相得益彰，妙不可言。表现我国人民对花的欣赏进入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欣赏方式一直盛行到宋、元二代。

　　北宋时期是竹筒插花的鼎盛时期，后传入日本，在日本花道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除筒花外碗花也非常盛行，场合除宫廷、寺院、民间盛行插花外，饭店、茶馆、酒楼，甚至游船上，都有插花布置。有诗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杨万里的诗曰：“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浓不好了，青瓷瓶插紫薇花。” 苏辙的诗曰：“春秋种菊助磐蔬，秋晚开花插满壶”。公共场所大量插花的目的是招引顾客和游人，充作广告。宋朝的文人插花以清雅脱俗为主要特点，不同于宫廷插花那样格调高雅，它注重内涵，借花抒发感情，用花随意，寄情至深，并追求永恒至美的生活境界，将瓶花赋予绝对的生命与至高的地位，杨廷秀诗曰：“昨日花开开一半，今日花飞飞数片。留花一住春当归，不如折插瓶中看。”。杨万里在《瓶中梅花》曰：“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寞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说明其时花事活动频繁，规模惊人。此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蓝花，在风格上与唐代不同，除保持花材本身的自然之美外，还进行曲枝加工，使作品更富生命力和韵律美。

　　元代，战乱纷纭，民不聊生，只有少数人插花玉斋，借花消愁，以瓶花为主，偏重以情为出发点，出现了“心象花”和“自由花”，用主观而富感情的表现手法来处理花材，流露个人对社会的无奈及返璞归真的心理，但加深了插花作品的内涵，更具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