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哈利法·扎耶德酋长决定要将一座未来的城市搬到阿布扎比城外的沙漠里。他将这座未来的城市命名为“源泉”（masdar）。这位雄心勃勃的酋长相信，只需要10年时间，他便能够将这座6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建成之后，这座零排放、碳平衡的城市将能容纳4万常住居民，5万流动人口。这座城市一切交通将采用非化石能源。酋长相信，这样一个决定，足以将这个他刚刚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年轻国家推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与阿联酋经济奇迹中诞生的许多宏大计划一样，最初的几年里，“源泉”从各个方面都为世界提供了动力与信心。除了来自于环境组织的支持之外，“源泉”作为一个洁净能源创新计划，同样也吸引了麻省理工学院、西门子、通用电气、拜耳的关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也选择将“源泉”作为其未来的总部。2008年，“源泉”的第一座建筑：源泉科学与技术大学（Masda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破土动工，一年之后，第一批100名左右的学生与教授入住大学。但随着2010年经济危机开始，如同阿联酋其他许多宏大的项目一样，“源泉”也渐渐显出了颓唐的景象。全部工程预算从最初的220亿美元缩减到187亿美元；工期从最初的10年，延长到20年；整个计划的技术与金融领导机构也遭遇了巨大变动。

　　虽然“源泉”的梦想是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零排放生态城市，但支撑这一梦想的除了来自哈利法酋长的意愿，便是来自阿布扎比的石油收入。倘若不出意外，阿布扎比的石油还能流淌92年。但这位62岁的酋长更希望，在这之前能够为阿联酋经济找到一条更能持久的出路。哈利法酋长应当不会让“源泉”像迪拜的世界岛那样，默默地被海水与风沙吞没，但“源泉”梦想所遭遇的困难多少也揭示了新能源、低碳型经济所面临的窘境。

　　很难断定“源泉”的衰落究竟是缘于经济危机还是其本身大而无当的规划目标。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尽管有着众多国际大型企业及新能源基金的支持，“源泉”项目在从其启动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投资则全部来自于那位雄心壮志的哈利法酋长。业界的观望态度似乎自始便伴随着新型能源产业。的确，相比一个发展完善、历史数据完备的传统能源市场来说，新型能源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投资者的进一步积极参与。毕竟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花大价钱去期盼明天，不如着眼现在。随着金融危机而不断波动的国际原油市场固然可以打消投资者的信心，但同样，对于资本雄厚且经验老到的行家来说，市场波动更能带来迅速膨胀的利润空间。尽管有所谓“哈伯特顶点”（Peak Oil），传统石油产业的增长似乎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在石油领域的投资其政治价值更为显著，经济回报也更为快速。

　　石油产业庞大的资本面前，针对新型能源的投资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彭博新能源金融报告（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显示，2010年全球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了2430亿美元，这其中的30%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太阳能发电以及水电的投资历来占据着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地位。中国境内不断增长的太阳能板生产商囊括了世界将近30%的PV板生产总量。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除了受到中国境内庞大的生产能力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源于政府的战略支持。建立在政府支持基础上的新能源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虽然在上台之初，基于未来战略考虑与其自由主义姿态的影响，奥巴马-拜登政府便公布了一项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计划。预期在未来的10年内，将10%的能源消耗转化为新型能源。但对于投资者来说，这10年的保证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天然气与新能源基金指数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开始，一路下跌。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对于未来的保证远不及眼下的利益有说服力。无论是否面临金融危机，投资者都并不对新能源市场有太多信心。

　　新能源投资，与其说是经济，不如说是政治。对于阿联酋来说，石油产业几乎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经济命脉。但是相较于邻国伊朗、沙特、科威特来说，阿联酋集中于阿布扎比的油田简直就是小得可怜。而这个沙漠中的国家能源消耗量惊人，人均碳排放量已达到38吨/年。在所有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也许阿联酋是最需要担忧“哈伯特顶点”的国家之一了。与“哈利法塔”、一级方程式赛道、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不同，投资“源泉”的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象征意义。对于阿布扎比来说，能否持续保持其地位的关键便在与它是否能够最终找到更为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方向。这也许就是“源泉”在几经挫折之后，仍旧在阿布扎比政府的支持下，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人们讨论采用新能源的重要性，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对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同。而使用化石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则被普遍认为是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人为因素。但是在现代政治环境下，全球大灾变的警示或许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而理想主义在现实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则显得分外弱不禁风。气候问题被政治化应当开始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通过碳排放指标，气候得以在政治领域内被量化。苛刻的碳排放指标以及针对碳排放量所附加的赋税又进一步迫使企业开始着手寻找解决方案。

　　虽然中国的东滩，阿布扎比的“源泉”并不算是新能源利用的成功范本，但由这类生态城市项目的兴衰，我们至少能看到新能源在未来一两个十年内的大体走向。归根结底，新能源问题仍旧是地缘政治。虽然在其开发与商业化运营的过程中，牵扯政府机构、研究单位、企业工厂、金融资本等多方面因素，但投资者大多对新型能源持极其谨慎的态度。相比传统能源产业，自由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色彩在新能源领域并不浓厚，反而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基于国家利益角度进行的战略决断与资金资助。至少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形下，这样的全球博弈结果，对于新型能源未来发展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者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