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训。然而远非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自觉性。近年来我国进入轿车时代，人们热议“人行道”问题，却不大注意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至于我国公众，根本就没听说过简·雅各布斯这个人。

　　轿车是德国发明的，但最先把它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却是美国。欧洲和美国对待私家轿车的态度尖锐对立，导致欧美两种不同模式的城市建设理念。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欧洲模式“以人为本”，在人车矛盾中，首先服从人居需要，传统街道和大量文化古迹，因此得到了完好保存；美国模式是“以车为本”，在人车矛盾中，首先服务车行需要，毫不留情地大拆大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人自认为国家年轻，没有多少文化古迹值得留恋。大拆大建使美国最先普及轿车，形成了“汽车社会”。甚至在经济大萧条时，失业工人流浪全国寻找就业机会，往往是开着一辆大卡车，装上一家老小和全部家当。斯坦倍克的文学名著《愤怒的葡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一个失业工人家庭的遭遇，故事沿着贯穿美国大陆的66号公路展开。一家人有车无房，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挣到哪里，花到哪里……。

　　“以车为本”的理念一直持续到1961年，一个划时代的人，一本划时代的书，彻底扭转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简.雅各布斯，这本书就是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1911－2006）是出生在美国的加拿大人，家人多以教书为业，不仅男女平等，而且自由选择人生道路。她早年拒绝上大学宁可当速记员，便已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后来又当了多年记者，才在22岁上大学进修，28岁嫁给一个建筑设计师，自学了建筑及规划知识。1958年在《财富》杂志发表《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一举成名，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然后用一年多时间，写作并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最令人感动的是，这本书的前三章专门用来讨论“人行道”，强烈要求“还道于民”。她在一所学校调研时发现，贫民区的孩子放学后放心回家，富人区的孩子却不敢回家，怕受流氓团伙欺负。原因就是贫民区街坊邻里相互关照，人行道安全；富人区人口稀少，只有车道没有人道，住宅之间绿化带宽阔，成为流氓团伙出没之地。她由此一举颠覆了当时城市规划界盛行的三大理念——英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论、法国柯布耶夫的“阳光城市”论和美国伯纳姆的“城市美化”论，认为这些权威理论华而不实，严重脱离广大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她提出着眼于安全的“街道眼论”、着眼于生活场景的“街道芭蕾论”，认为安全与社会经济功能，才应是规划的中心目标。

　　她推崇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主张四项原则：一、街区功能要多，二、街区之间的间距要短，便于转弯，给路人更多选择，三、建筑切忌千篇一律，适当多保留老建筑，四、维持必要的人口密度。

　　简·雅各布斯使城市规划回到了现实的市民生活，车行道服从人行道，使人的生存发展重新成为规划师们关注的中心。她受到西方知识界的普遍推崇，被誉为“最后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