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首位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对过去十年中国的城市景观建设痛心疾首，称其建设强度史无前例，同时其破坏为“五千年未有之破坏”。在他看来，其根源在于暴发户心态和权力意志至上。因此，他主张重新认识土地，重建“土地—人—神”的关系，发现乡土文化景观和本土自然系统的真实的美、生机勃勃的“野草之美”“野草”让城市更美好。

　　城市景观的破坏带来文化身份危机

　　《21世纪》：您之前曾经提到，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称之为“五千年未有之破坏”整个中国如一个沸腾的工地，到处可见挥霍浪费无度、缺乏人文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大型公共建筑，大江南北可见一个比一个气派、但人气很低的广场。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俞孔坚：城市中我们看到很多现代的建筑，包括央视大楼、大剧院，它们的形式是现代的，但没有现代建筑精神。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

　　中国的城市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疾，古今中外未尝有过。其中存在很多荒唐的行为，如正当中央政府号召节约能耗和材料，各大钢厂纷纷迁出城市以图还城市一片蓝天的时候，却看到一个个展示性的巨型建筑、为求奇特造型而耗费十倍甚至二十倍的用钢量；正当水资源告急，北京地下水逐年下降，国家花巨资将长江之水引到北方时，我们却看到圆明园试图恢复当年浩荡之水面；正当国土生态环境告急，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的当下，城市建设者们却忙于到泰山顶上搬运石头，从农民的风水林中挖来乔木，来造大型园林。

　　这些荒唐的行为，让中国的土地生态和乡土遗产面临五千年未有之破坏。这种发展方式不但在资源和环境上不可持续，还引发了文化身份危机。

　　《21世纪》：如何解释城市景观与文化身份危机？

　　俞孔坚：在城市设计中，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得尤其明显。你想想看，当一位法国设计师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梦想，将他的杰作中国国家大剧院移植到中国首都腹地的时候，当巨大、危险的中国央视大楼的修建只是为了制造“震撼人心”的力量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是什么？

　　从建筑遗产来看，翻开2004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四项为自然遗产之外，绝大多数项目是封建帝王、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的标志。但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呼唤城市和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

　　《21世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上述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

　　俞孔坚：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当代中国设计师应致力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绝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城市和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城市”和“白话景观”。这个“白话”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国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再者，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所以为之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我们的景观设计，应该而且能够担负起重建“天地一人一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

　　时代里重建“桃花源。”

　　《21世纪》：在重建“天地—人—神”的过程中，乡土景观对城市景观设计有哪些借鉴意义？

　　俞孔坚：我认为，乡土景观是指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和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的适应方式，是此时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因此乡土景观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镇、聚落、民居、寺庙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

　　这种乡土景观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三个核心关键词：它是适应于当地自然和土地的，它是当地人的，它是为了生存和生活的，三者缺一不可。

　　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和当地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阉割。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直到最近我们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乡土与寻常势在必行。

　　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21世纪》：近年来，无论在城乡，风水现象在城市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复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俞孔坚：风水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环境的解释系统、趋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统。其深层的环境吉凶感应源于人类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在环境中的生存经验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生态经验。前者通过人类的生物基因遗传下来，表现为人对环境吉凶感应和审美的本能；后者则通过文化的“基因”（包括口头的和文字）而积淀下来。

　　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感应（风水吉凶感应），构成风水的深层结构；中国传统哲学和包括罗盘和天文地理的观测和分析在内的技术、以其中国他民间信仰，三者构成了风水的表层结构，它系统地解释了（更确切地说是系统地曲解了）风水意识（景观吉凶意识）。

　　作为表层结构的风水解释系统并不能完全反映吉凶景观现实的功利意义，因而使风水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虚幻性。

　　风水的可珍惜之处在于其承载了人类和华夏先民关于自然灾难认知和适应方式和理想的景观模式，风水说的荒谬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唯气论）的荒谬；用当代科学去肯定或批判风水，则同样是荒唐的，因为那根本就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前科学时代的文化现象，根本就与科学两回事。

　　风水意识不唯中国人所独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只不过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文化现象统称占地术（Geomancy）。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金字塔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环境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的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唯其如此，中国文化与土地具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的风水带有更加浓重的土地及土地上的自然关系的烙印，因而更强调“风”和“水”这两种对农耕生产生活最关键的自然过程；也正因为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和对庇护环境的需要，使中国文化中的理想风水成为“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