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西方人都将中国视为世界工厂。但实际上，城市与创意经济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意问题”是过去十年间多个东亚国家的突出主题。新加坡启动了促进创意的教育改革并实行了旨在发展创意产业的经济政策。中国将某些城市划定为创意中心，并将废弃制造区改造成工作室、画廊及咖啡厅，以此打造创意社区。向创意经济的转变已遍及中国各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认可甚至主动关注人类创意与创意在创造更广阔、更具可持续性及更广泛共享繁荣的未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城市及城市各区域的起伏变化是供需间复杂作用的结果，不能以任何绝对方式进行控制。但是追求最大多样化的城市规划却在创建开放、稳定及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特定社区典型特征的循环起伏过程为改造和创新提供了机会。

　　近几十年来，这种起伏过程在西欧城市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结构变化会遗留很多过时及废弃的住宅和工业区，导致空置、租金骤降及公共形象下降。同时，这些社区鲜明的建筑特色及中心位置对移民、艺术家、新企业家及学生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些社区的空间密度、社会多样化及其专业化会促进相互作用及创新发展。这些“城市发展基地”是城市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的重要财富。这类社区的历史实例包括纽约苏豪（Soho）区/格林威治村（Green Village）、巴黎马蕾（Le Marais）区、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阿姆斯特丹de Pijp及苏黎世Langstrasse。

　　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拥有密集多向的街道网络及不同年代、类型、规模及各种功能的建筑物。这些区域的空间氛围形成了水平与垂直的网络。水平网络包括设计者、厨师及储备者、活动主办者及财务与软件提供者之间的交互服务，而垂直网络则包括时装设计师及低成本移民裁缝店的互补活动。这种低成本局部的“城市制造”模式，补充并支持高成本的创意活动，形成了以前从未受到关注的趋势。

　　在很多情况下，贫民窟被改造成了充满活力的活动中心，成为城市经济、特色与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成功背后也潜藏着城市绅士化风险，导致Jane Jacobs所称的“多样化的自我毁灭” 最初成功的直接源头。竞争力较低的企业可能会转移到城市边缘区域，重新复制相同的发展过程。这种“迁移”或“边界迁移”现象表明，城市发展基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多样化与统一化力量的动态平衡中。

　　因此，这些地区不能采取某些市政府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政策最多只能起“引导”作用。合理的政策包括城市形态保护规定、地产合并或规定各区块住宅的最小比例禁令，另外还包括无赔款优待条例，允许投资者建造更多具有文化功能的建筑体量或对企业家进行税额减免。城市发展基地应充满活力，通过合理的政策并结合灵活的公共-私人投资战略方能将管理效果发挥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