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均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然而，在这一目标的背后，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产业空心化以及文化冲突加剧等问题正牵绊着这一愿景的进程。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于世界性城市纽约、巴黎、伦敦等，中国城市如今的模样是“威权化”、缺乏科学系统规划导致的结果。

　　以纽约为例，过往，这一城市也是商业凋敝、公园荒废、社区破败、地铁崩溃、犯罪率极高；自2007年进行了新的城市规划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公交使用率70%以上、100多岁的地铁还在24小时不中断地服务乘客、犯罪率全美大城市最低、人均寿命全美最高。

　　“纽约的这次城市规划修编是从人文和生活需求角度进行规划的，而国内大多数城市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结果自然会如此。”洲联集团CEO、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秘书长赵云伟表示。

　　纽约的有机生长

　　近几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纽约正处于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阶段，城市的功能从最简单的居住、生活、工作几大空间逐渐向多元化的混合空间转化。

　　在这一过程中，2007年版城市规划的颁布成为了重新开启纽约市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贯穿156页的规划文本，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和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在多专业量化研究和公共参与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城市愿景以及一系列可量化的发展目标。

　　其中，重点重启了城市定位问题。作为世界性城市，纽约首先确定了作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本功能；其次是决定发展适应纽约街区式的城市格局的社区生活；再次是对重点地段发展的规划；第四是滨水岸线的利用，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给市民。

　　“威权化”模式桎棝

　　与纽约的城市规划相比，我国的城市规划则往往显得笨拙而苍白。“缺乏对大城市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的重视和专业的量化研究。”AECOM公司中国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总经理李凤禹表示。

　　在他看来，国内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没有对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城市交通、人本生活、基础设施等诸多要素进行细致的调研和思考，往往是武断地发号施令、贪大求全。

　　在数据分析方面，与西方现代的科学精神相比，国内城市规划相关的基础数据库和量化分析少的可怜。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备受质疑。

　　“这种化繁为简的片面思维和主观臆断在缺乏相关系统科学论证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舍本逐末、畸形的城市结构，以及‘千城一面’。”李凤禹表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规划编制过程中“威权化”实施的结果。

　　长久以来，国内的城乡规划采用的均是“精英+权威”的主导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理模式，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各阶层的全方位介入与意见反馈，造成了主导人群认识的局限性，和城市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以北京为例，“单中心、摊大饼”的结构给城市造成了中心压力过度和外围组团的萧条。“西直门立交桥曾经在短短几年里就重建过3次。”李凤禹说，这样的规划编制乃至决策过程如不改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国民经济浪费和生活的极度不便利，并且这样的事情还会上演。

　　尝试绿色的、规模小的发展

　　中国城市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目前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这就决定了每个城市发展都是粗放型的、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建设。”赵云伟说。

　　但中国城市必须坚持可持续的理念，以人为本，才能发展。赵云伟指出，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可以尝试小的、混合的、高效的、绿色的功能区，从而慢慢取代将城市功能如商务、居住、休闲等按区域划分的规划状态。

　　另外，赵云伟针对城市规划问题又提出了一个在我国尚未能达到广泛推广的“容积率奖励”制度。

　　“容积率奖励”是指土地开发管理部门为取得开发商的合作，为其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间或公益性设施的前提下，奖励开发商一定的建筑面积。以纽约曼哈顿密度最高的街区为例，实施这一优惠政策后，在其设立后至1973年的10多年时间里，仅寸土寸金的下曼哈顿中心就有约4.45公顷(约44500平方米)的公共步行广场由私人提供。

　　“规划部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关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引入‘容积率奖励’对策，确立奖励标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赵云伟说。

　　“我们的规划也需要从‘威权化’向‘公共化’转换。”李凤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