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自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了解中国，大使和耶稣会修士们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工艺品的兴趣；18世纪30 年代末期，狂热的“中国风”席卷英伦，英国风景画中首次出现了“中国元素”， 园林也不能免俗；到了18世纪中叶，即便在英国最普通的地方，也不难找到一两种中国元素的装饰，墙纸上有梅花、玉兰、茶花、牡丹、菊花、绣球、竹子等等，但欧洲人认为这些美妙的植物不过是出自东方人的想象，纯属子虚乌有，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西方人见过那样的卷菊、茶花、绣球，或那么巨大的重瓣牡丹。

　　中国植物远走西方

　　植物采集者的烦恼养奇花异草需要雄厚资本

　　简·基尔帕特里克的《异域盛放：倾靡欧洲的中国植物》一开头就客气地说，如果没有18-19世纪初中国植物的加入，英国的花园将会是一片寂寞萧瑟。这本书再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为引进中国园林植物所作的一系列努力，讲述英国人在中国的植物采集，这也使得1760年后，英国成为中国园林植物引进西方的主要渠道。这种独家垄断局面一直持续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被迫扩大开放程度。

　　千方百计想要从中国拿些什么带回去的外国人之中，有一部分是植物采集者，这大概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攫取者了。动物或动物制品爱好者以及研究者的采集行为，为动物带去灾难的例子有许多，但植物爱好者把植物采绝的事好像没有印象。

　　那些1687 年的英国植物爱好者们，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喜欢小团体活动的英国人那样，成立了“圣殿咖啡屋植物俱乐部”。他们是身兼植物学家的医生、药剂师或皇家园林主管，每周五晚上聚在一起，讨论新植物品种的发现，也会在“植物采集日”走入乡野。他们游说要去海外的人成为收集者，又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形成庞大的关系网，请他们尽可能地寄来生物标本。

　　植物采集者的烦恼

　　昆宁汉姆是一名随船外科医生，1698年乘坐“拿骚号”抵达厦门。他们一行人当然不是为了采集植物而来，而是为了诸如建立办事处之类的事务，但昆宁汉姆主要干的事就是采集标本、购买花卉图，以及雇用至少三位画家画当地植物，回伦敦后受到了植物学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第二年他再次扬帆前往中国，在舟山，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当地政府严格的控制。后来他们与当地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想而知昆宁汉姆的采集活动遇到的种种挫折。

　　植物学家们的兴趣主要在于鉴别外国植物，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因此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植物标本，但另一些爱好者们想要得到的是种子，当然活的植物更好。大部分种子和植物走的是海路，海上航行中遇到的气温和湿度的剧烈变化对它们的损害很大。

　　1751年，来到中国的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的经验是：“长途旅行的植物，会被放在特制的木箱或"植物房子"里，或在板条固定的盆罐里，或直接种在木箱的泥土中，但往往它们在启程前夕才被从地面移植到船上，长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便开始长途跋涉，自然会导致许多植物在途中夭折。再者，根据英国暖房管理的标准做法，一般都要开窗或开门让空气进入，在航行中也是如此，这样还可以使植物适应海洋环境。但“植物房子”的盖子用铰链接合，只能在天气好或者浇水的时候将其打开，接着马上重新接合，因为这样打开“房子”，又一下子使植物完全暴露在在海水的“盐雾”、热带的酷热潮湿或欧洲水域的寒冷潮湿中。而且水手每天用海水冲洗甲板，海水再渗透到木箱中的土壤层，极不利于植物存活。”另外，老鼠和蛆虫的啃噬，还有腐烂或发霉，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养奇花异草需要雄厚资本

　　大多数异国植物爱好者们都是有钱人，他们有大花园、暖房，能够承担收集异国植物所需要的巨大成本。而书中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爱好者叫托马斯·埃文斯，他不是富有的地主或商人，只是东印度公司财务部的一名普通员工。那时候雇请一个收集者，年薪高达100-200英镑，而埃文斯自己的年收入是500英镑。他圈地又租花园，并且雇了两名园艺师（每年80英镑工资），还要给为他带回植物的船长们以及其他船舶官员“赏金”，向专业苗圃购买花草，专门的建筑、暖气装置、暖房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猎取异国花草的奢侈爱好，终于使他入不敷出，陷入借债的窘迫境地。在他死后，人们还发现近十年，他每年从公司账户中结转近3500 盎司黄金。从中可见，当年收集中国植物需要非常雄厚的资本，而满是奇花异草的花园，又是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归在同一个系列名下，还有这么几本书：《面具：人类的自我伪装与救赎》、《小玩意：微缩世界中的未知之力》、《危险花园：颠倒众生的植物》，它们的作者都是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这一点从书中引用资料以及行文感觉中有所体现：他们就自己所研究和喜爱的领域，向普罗大众作一个有趣味而稍嫌泛泛的介绍。顾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