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生于1963年的建筑师王澍获得这项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

　　这个奖项或许能让一向有诺奖情结的一些人稍感慰藉。但王澍接下来对中国当代建筑以及城市化的批评，却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他说，原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这些美丽被一些人破坏了，然后这些人告诉你说，这就是现代都市；他说，在30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千城一面”；他还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客观地说，王澍批评的“千城一面”并非一人之感受，此前很多人都发表过类似意见，其中不乏国家住建部官员。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遏制这种情形的蔓延？

　　当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决策者都在豪情满怀忙着“城市化”的时候，王澍的批评实在微弱得很。他那些批评，意思诚然不错，但若说还能改变些什么，推动些什么，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城市建筑能不能接续历史传统？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栖居？这些问题回答起来恐怕都不是那么轻松。

　　王澍批评了，却也早已行动了。王澍设计的“钱江时代”居民社区，垂直的塔楼开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希望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样的努力用心良苦，但这样的传统回归却并不容易，不仅讲究“容积率”的地产商不认同，那些习惯了邻居相见不相识的住户对此也缺乏认同。

　　但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但他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那种一味大拆特拆的思路是多么愚笨。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建筑师的个体努力，或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地方的小环境，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建筑师的无奈、无力、无助则更显而易见。王澍自己说，北京面目全非，可他又何尝认识自己一直生活的杭州？在拆迁飓风席卷之下，中国哪个城市又能够独善其身？

　　据说王澍十几次去巴黎，每次都要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王澍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其实，传统并不神秘，也许就是一种人与环境相互尊重的氛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只是这种变迁比较平稳，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性的过程。然而，我们眼下大大小小城市正在进行的，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记忆毁灭行动。

　　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这样评价王澍：“王澍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创意，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与自然和谐共融。”也有人认为，王澍的获奖恰好暴露了中国建筑的问题，他获得的认可越多，就越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环境是多么令人不满。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王澍的获奖，最起码的一层意义，是促动更多人去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之于中国城市的未来，一个王澍，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