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三家设计单位，向广州市政府提交了《广州市城市功能布局研究》成果报告。报告会上，众多专家为广州城市功能布局支招，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市长陈建华则在现场听取了专家建议，以谋求对未来广州市优化重组城市空间结构，推动新一轮城市发展做足准备。

　　在2000年，当时出具的《战略规划》为适应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确定了“拉开结构、建设新区、保护名城”的城市建设总体战略，采取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拓展策略。如今，12年过去了，整个城市已经从“云山珠水”的格局跃升为具有“山、城、田、海”特色的大山大水格局，无论从城市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需要城市在规划上加快步伐。也因此，受广州市政府的委托，上述三家单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论证之后，指出广州市在几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定位不够清晰、功能布局问题突出、文化特色挖掘不足等问题。

　　应该说，如果将上述专家诊断置于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或许都可以成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一直保持着高歌猛进的状态，尤其在90年代以后，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城市的扩张速度足以令任何一位规划师惊讶。广州自然也不例外，在2000年，广州的经济规模为2800亿元，常住人口为209万，主城区面积大概为300平方公里，而2011年则为12380亿元，常住人口超过了1200万，中心城区面积则超过了1300平方公里。对于生活在广州超过十年的人而言，几乎可以亲眼目睹珠江新城的拔地而起，新机场、新火车站、南沙港的横空出现，已经包括萝岗、南沙等新行政区域的划定。

　　这样的大手笔，毫无疑问是政府深度介入并且主导的结果，通过借助公司化经营的手段，城市化的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正如专家诊断书上写的，在缓解主城区压力，建设副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原先确立的“东进、西联、南拓、北优、中调”的十字方针，因为没有解决广州核心区和外围区的关系，使得“中调”无法实现。具体可以体现为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城市内部资源分配的等级制被固化下来，甚至包括像同德围这样一些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的住宅小区，也因为大规模集中一地的原因，而被贴上了“贫民窟”的标签，从而扭曲了政府介入的本意。

　　在国外城市化进程中，有过经验，更有过教训。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曾这样描绘类似上述的城市化现象：“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今天，广州的城市规划境况未必到了这般糟糕的地步，但对于已有教训的认知，广州市的规划者当能做到“犹在耳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撰写这部震惊世界城市规划领域大作的作者简·雅各布斯，她更为经典的一句话还在于：“我们需要这样的多样性，城市生活由此可以进入良性和建设性运转，城市中的人也因此可以保持（并进而推进）社会和文明的进程。”多样性是现代城市避免枯萎的前提，也是城市本身所拥有的天性。但显然，大规模的推土机只能制造标准化的物理空间，却常常铲平了滋养城市多样文化的土壤。对照广州，城市改造带来的空间重组，切断了原先老广州社区邻里之间的传统联系，而为现行工业发展和消费文化设计的空间格局，必然决定了所生产的文化是单一性的。

　　或许，值得期待的是在未来十年的城市规划中，“生态型”城市将逐渐被接受。它所要求的是，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技术、文化与景观充分融合，人与自然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居民身心健康，生态持续和谐。为此，市委书记万庆良着重强调，要把人的需求作为城市功能布局研究的核心，把握“以人为本的原则”。尽管“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暂时还无法真正抛弃，但是，通过引入专家、民众的决策意见，将城市功能划分科学化、民主化，提升城市空间的资源利用率，最终打造出一个生态型的多中心广州市，应该是城市规划者未来要坚持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