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奠基人施韦兹在《敬畏生命》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太上感应篇》，中国宋代（公元 960年—1227年）的一部212条伦理格言集，其中同情动物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格言本身也许是非常古老的。这部至今仍然很受民众推崇的格言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天’（上帝）赋予一切动物以生命，为了与‘天’和谐一致，我们必须善待一切动物。《太上感应篇》将喜欢狩猎谴责为下贱行为。它还认为植物也有生命，并要求人们在非必要时不要伤害它们。”施韦兹欣赏的《太上感应篇》是道教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它的确有善待一切动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在中国民间亦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先生提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的著名论断，正是看到了这种社会影响。

　　一、把爱护动植物看作善举

　　《太上感应篇》是北宋末年出现得最早的道教劝善书，它以通俗而简明的语言几乎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伦常的基本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罗列其所认定的善行和恶行时，把爱护动植物看做是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做是恶行。比如该书就明确提到“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对于该篇所列举的 26种善行中就有所谓“慈心于物”，《太上感应篇图说》注：“隐恻矜恤于物，谓之仁。如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之类。”可见，“慈心于物”的“物”主要是指动植物，“慈心于物”就是要关爱和爱护动植物、施仁于动植物。《太上感应篇》所列举的 170种恶行中则明确提到“用药杀树”，“春月燎猎”，“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无故杀龟打蛇”等伤害动植物的行为属于恶行之列。

　　把爱护动植物当做善行，把伤害动植物看做是恶行，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良好传统，其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就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则要求“仁民而爱物”，汉代的董仲舒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在道教史上，早在《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就说：“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魏晋时期的葛洪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而不可“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显然，《太上感应篇》是对此前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的有关爱护动植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二、认为自然物与人一样都具有灵性

　　对于《太上感应篇》所谓“慈心于物”，有郑清之赞曰：“万物同体，均受于天。……肖翘蠕动，皆在所怜。视物犹己，仁术乃全。”认为自然物与人是平等的。李昌龄在为《太上感应篇》“射飞”作注时说：“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气为天，浊气为地；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日月之精为星辰；和气为人，傍气为兽，薄气为禽，繁气为虫。种类相因，会合生育，随其业报，各有因缘。然则，人之与飞有以异乎？肇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非诳语也。”认为人与自然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为同根所生。

　　《太上感应篇》引诗云：“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是认为自然物与人一样都具有灵性，而这正是自然界生命平等性的表现。李昌龄注释《太上感应篇》“用药杀树”时说：“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于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错路精神飞入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于人，如钱师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

　　三、认为对于一切生命的慈爱是善的根本

　　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慈心于物”时说：“慈为万善之本。”认为对于一切生命的慈爱是善的根本。所以对待动植物，要戒杀，要放生，要救助，甚至不要惊扰他们。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惊栖”时说：“太上戒人无得惊栖，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意皆一也。大抵鸟之已栖亦犹人之已寝，忽然有惊，岂不举家惊扰？”同时，《太上感应篇》对于动物的描述往往还赋予了人的情感。《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射飞逐走”时举二例：其一，“镇江钱叅将部下卒获一雁笼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随舟悲号；将登岸，笼中雁伸颈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颈相交而死”；其二，“河南潘柽好猎，入山见一老猴，发弩射之。初发为猴所接，再发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复摘木叶数片，盛余乳在傍，大号而死”。它用极富感染力的手法赋予动物以人所具有的各种情感，并表现出对受伤害动物的极大同情。

　　应当说，《太上感应篇》大力劝导爱护动植物，是带着慈爱感情的，它要求以道教“贵生”的情怀去善待一切生命。

　　四、主张“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太上感应篇》讲爱护动植物，不是盲目的爱护，而是要依照“道”的原则。人要依靠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的来源，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必须按照自然之“道”行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这就是《太上感应篇》所谓的“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的生态伦理的“道”的原则。《太上感应篇》讲戒杀，但不是绝对的不杀，而是指“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也就是说，要按照自然之道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之物。《太上感应篇集注》在注释“春月燎猎”时说：“春为万物发生之候，纵猎不已，已伤生生之仁。乃复以纵之火，则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蛰因之而煨烬。是天方生之我辄戕之，罪斯大矣！”认为“春月燎猎”之罪在于违背了天道。

　　由于缺乏科学的解释，《太上感应篇》没有能够真正说明爱护动植物的意义，但是，这本书中的教义在当时尤其是在道教以及相关的领域中得到传播，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得到一些现代生态伦理学家的认同。

　　（作者：中央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