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欲建设一座220层的世界最高楼，比现有的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还要高10米，号称“天空城市”。

　　有媒体报道，湖南远大集团将在长沙建造一座220层的世界最高楼，比现有的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还要高10米，多60层，号称“天空城市”。无独有偶，近期看到中国第一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报告称，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 “排行榜”还显示，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除了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发轫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摩天楼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历程，事实证明，摩天楼除了满足人类高密度物理空间聚集需求和利用超高度建筑形式吸引世人眼球之外，发展到今天，其给城市带来的负面效应已越加明显，比如城市峡谷效应与光照不足、玻璃墙面造成的光污染并形成对交通安全的影响、造成鸟类及相关生物迁徙的困难、高楼自然灾害的防治困难、过高的物体对人产生心理压抑感等等。可悲的是，这种早已被信息革命所瓦解的人群堆聚方式，这个西方玩过并基本已被抛弃的城市建筑的逐高游戏，却在中国大地以更加畸形和疯狂的方式蔓延。人口还不足百万的广西某城市计划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要高，GDP总量刚刚破千亿的某省，一下子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在全国居第五位。看来，追求“第一”的建筑高度游戏，还会变本加厉玩下去。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谁都知道“第一”和建筑高度只是相对的，“第一”随时会被超越。但对缺乏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城市来说，以建筑的硬件形态和超高的视觉引力，获得人们对这个城市产生脱离现实的幻觉，是最简单、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建筑是通达权力诉求和构建话语权的有效工具，做一件人们看得见又必须天天看的超高建筑，通过视觉获得一种有形的认知和权力，这似乎已成为当代中国不少城市管理者们的“行政智慧”。

　　其实，这种建筑与权力游戏，早就被许多政治强人玩过，希特勒就玩得十分到位。希特勒是一个十足的建筑+权力的崇拜者。年少时的希特勒，其职业梦想是做一个建筑设计师，但因艺术素养不够，未能实现，这也成了他一个未了的情结。获得统治权后，他要做全世界的规划设计师，成为他向世界宣告的使命之一。他选中的御用建筑师施佩尔，30多岁就被赋予至高的规划和建筑决策权。施佩尔最能理解希特勒内心对建筑权力的追求，他为希特勒设计建造的新总理府和庭前广场，简洁的线条、粗朗的结构、坚硬的大理石和冷漠的光源，构成第三帝国不可一世的威严。正是这个建筑构成的权力重压，曾让当年的捷克总统哈查走过了一生最为沉重的100米，在这个充满暴力的建筑空间中，哈查几近精神崩溃，最终放弃抵抗，签下让他一生无法翻身并感到耻辱的投降协议。当然，象征第三帝国权威的建筑，最终也救不了希特勒，因为，建筑毕竟只是一种力量的表征，而不是力量本身。

　　到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大量资本集聚和经济高速发展，给了建筑表现以最多的机会。在优秀建筑师众多的美国，对建筑是权力的有形载体的理解，对建筑政治把握得最好的人选之一，并不是最优秀的建筑师，而是约翰森(更合适称为建筑活动家)。一生在政治家和建筑师两种角色中徘徊的约翰森，尽管没有设计过在建筑史上留得下来的作品，却是晚年获得媒体关注度最高，受到业界尊敬的人。他一生致力于建筑政治之路，就如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所言：约翰森深知“建筑是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博弈，建筑不但是社会权力群体审美博弈，也是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他还坚定地认为“建筑永恒地诉说着权力，营造着权力记忆”。因此，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网络中，大玩权术，连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路德维格·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都是他通向权力和声名的棋子和阶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摩天楼现象与潜在的权力胶着，高和低形成的二元悖论，将继续困扰和伴随着我们。具有反讽意味的是，1962年设计美国纽约世贸大厦并被称为摩天楼之父的日裔美籍设计师山崎实有一张奇怪的照片，照片中的山崎实“站在纽约世贸中心面前，手上托着世贸双塔的微缩模型，胆怯得像个孩子。这张照片看不出一丝成就感，也没有半分成功的喜悦”。 “双塔看上去只是一座无限放大的雕塑，缺失人性化考虑”(引自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所著“石头的史书”一文)。我们无法判断山崎实内心的矛盾和感受，但他一生偏爱选择低层居住，反倒成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就像人类一次次登月升高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更适合生命居住的星球，还是为了落地。

　　由此可见，一切建筑的高度是将与其生命的圆满程度成正比。依靠水泥钢筋建构的权力话语，还必须考虑与城市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相协调，否则会对具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天际线和风景线，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西湖申遗面临的多年尴尬，就是一例。摩天楼不是万能的，使用不当，会得不偿失。况且，依靠这种快速上位方式，既不能掩盖城市综合竞争力、文化软实力上的短板，也无益城市地位的提升，更无法改变城市的基本命运。而且这种庸俗象征主义，追求最高、最大的心理，无异于拔着自己头发离地，也一定是速朽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