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从何入手？

　　尹稚：第一，要逐渐废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让乡村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和就业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是城乡割裂的，是将城乡看作“一盘棋”的正常管理思路，与我们今天的城乡分割不同。基本上，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重点并不在农村，乡村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重点在城市。我们要重新打破城乡之间的墙壁，如果对乡村居民的歧视政策不改，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从政治上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政府在执政中越来越不相信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面对整体的公共服务和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实现了居民自主就业和个体经济的繁荣，出现过多赢的局面。但在近十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活力都被抛弃，全部问题被纳入到自上而下的体系中去处理，规划界有句名言“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套用过来可以讲“政府万能，实际会走向政府无能”，造成社会问题频出，政府实际上要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打开壁垒，让民众发挥才智去解决问题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