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会有阻力，真正的阻力是通过这种制度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30年高速扩张中实现了非常疯狂的原始积累，在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应该利用机会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针对必将进入城市，并参与城市财富创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调整分配原则，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谓的城市化对人而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要切实维持进城门槛的低标准，不要盲目抬高进城成本。为什么全球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贫民窟”这种问题？因为所有的城市的新移民在开始转换生活模式时都没有财富积累，都会选择最廉价的方式进入城市，但只要能住下来，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贫民窟”？中国在历史建设中遗留了很多城中村，在大都会地区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地下空间，其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但同样条件恶劣的居住场所，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些人进入城市生活的门槛。但我们没有反思对这一大规模群体的虐待，在制度化出路尚未建立时，就要将城中村全部扫光，将地下室清空，这其实是更不人道的做法，是将制度以外的迁移渠道和定居的可能渠道清理掉的思路，这不是正常的实现城市化进程的思路。

　　记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存在模式单一化的问题？应如何使城市化进程更有活力？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经验，您如何看？

　　尹稚：一场城市化进程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我们在学术层面上称此为他组织过程和自组织过程。从全球城市化进程来看，他组织过程是长远的、宏观的，大系统的规划建造过程，决定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而在其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区乃至每一个个体如何生存、如何调试、如何创造出城市的繁荣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20年，中国进行过很多探索，开始有自组织现象的出现，并已经在探讨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但是这十年是真正做成了庞大无比的政府和对基层社会的全面的摧毁。举例来说，近几年经常出现各地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不快。城管针对的不是体系经济，而是非体系化的自然经济。哪怕在再发达的国家，小商贩的小本经营也是存在的。因为微观细胞的相关作用没办法完全纳入到体系经济中，恰是这种形态的存在补充了体系经济的不足，能够让经济运转得更和谐、更有活力。

　　“社区”同样应对的是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在中国皇权社会，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因为这对执政资源的消耗非常大，税收和国家预算无法支撑，如果硬要支撑，必然加大对人民的掠夺，这是在“维稳”和“激发民变”之间的明智选择。封建社会主要通过基层的乡规民约，以文化、道德引导的过程实现社区稳定。欧美国家的政府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和博弈对社区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社区层面的社会状态实际上带有很强自治性。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达成共识，慢慢形成五花八门的组织以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其末端神经深入社区，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管理模式进行公共管理。军队是简单系统，但是社会是复杂系统，我们将在战争年代的管理军事系统的经验放大到了全社会系统中，即使是农业社会，也不可取。

　　我们的政府一直有对抗性的思维惯性，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不仅战胜阶级敌人、战胜大自然，还可以战胜历史规律；而一部分技术官僚、专家学者迷恋于技术至上的问题思维，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清晰的逻辑解决。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有调控，包括前馈性调控和反馈性调控。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馈性调控因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精准预估，存在局限性，适合控制复杂系统的宏观层面，越具体，越细节，越不靠谱。市场体制以反馈性体系为主，在越小尺度中实现越有效，用于宏观控制则代价非常大，有时根据反馈进行宏观调整时难度极大。从全球看，大部分地区国家都在走混合型道路，既有前馈控制，也有反馈控制。

　　近十年，在中国经济、人文环境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政府突然没有任何节制地加大他组织进程，而这一他组织进程并非基于价值观和政治观的铁板一块，在这样一个时候加大前馈性控制，人们必然质疑改革成果究竟被谁获得，他组织进程为主的权贵经济还能走多久。这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关于在制度上应选择什么路径才能实现社会全民的整体利益的讨论。

　　记者：目前的全球化因为经济危机进入到新的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地区的巨型财团受益最多，在今年爆发的伦敦青年暴动、美国市民占领华尔街活动等也有此因。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应结合经济转型而动，也有规划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在路径依赖中会相对艰难，您如何看其未来？

　　尹稚：中国的、国外的社会动荡，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贪婪造成的。欧美国家的政企是剥离的，市民认为受到了资本家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可以打出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国家政府可以用权力调整企业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达到再一次的平衡。我们国家缺少市民社会，有民权意识是近年的事情，一直形成不了市民社会集体性的利益诉求；而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政府和市场的高度结合，在经济危机后，政府积极投资于国有垄断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权力和利益的捆绑，让社会感觉更绝望。在我国，政府并不是剥离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这导致了真正向企业表示不满的市民不多，基本上将不满针对于政府，这是中国特殊发展道路和国情决定的，也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如果未来要重塑政府形象，政府要从市场圈中脱离出来，打破政府和企业同一诉求的模式。深层次的顶层设计不解决，简单靠投资和经济增长平复民怨，是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