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频生的真正原因在我们选择财富积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们为何一定要剥削一部分人才能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虽然历史阶段有其被迫性，但走上这条路有非常不明智的一面。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有一些人会做出牺牲，但政府在制度设计上不应该以这些人的牺牲作为发展前提，资本的积累不能按照奢侈的方式进行，我们不需要以大量资源的消耗实现城市化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不断摆脱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成功摆脱路径依赖才会成长。中国的财富积累速度在近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而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社会伦理代价是物质不能偿还的，这些“后遗症”需要通过长时间的修正才能慢慢减缓。

　　目前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可能要在高速发展时期过后才能有效提炼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欧洲城市化转移的人口不到中国需转移人口的二分之一，美国更少。如果中国能够在不爆发大规模剧烈社会冲突、没有向全世界掠夺资源的前提下完成十几亿人口的城市化，这是对全世界的贡献，中国政府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试图在几十年内完成城市化进程是不现实的，这是很漫长的积累过程，尤其是人的改变。目前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通过高强度的城市化搭建平台，市、县、区、镇、乡、村一哄而上，是一个全面的蔓延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属于非规范化的发展套路，“乱拳打死老师傅”，导致中国环境事件频发和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的城市化现在应该是层次提升或者叫内涵式提升，如果想找到高端经济行为的良好发展平台，只能向真正适宜发展城市的地区集中经济能量，应注重内在要素的提升，上一个台阶。

　　近几年在城乡统筹安排上稍微有一点进步，有少量城市意识到这个问题，正用一种新市民的态度迎接乡村居民。目前开始出现松动的主要是经济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出现劳动力短缺的二三线生产性城市。虽然这种改变是迫于“民工荒”的无奈，但我们已看到制度重新设计的机会。

　　记者：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提出“紧凑型和多样性”的城市发展思路，您是否赞同这一方向？市民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中应有哪些改变？

　　尹稚：我赞同仇保兴副部长的观点。在近几十年，人们追寻的基本国际潮流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可持续发展思潮，全球社会都在反思人自身的行为，总的转向是如何在获得幸福生活的同时占用更少的资源。追求紧凑是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出发的。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梦的模式建设，恐怕将所有农田变为城市都无法满足中国人居住要求。虽然中国目前的大都会地区人均用地水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低效率地利用土地换取政府财政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现在的制度设计导致扩张式发展的财富来源和获取手段都有问题。

　　中国人一直讲究节制，在文化上有勤俭持家、勤劳奋斗的传统，但是近几年的政策导向都在非常疯狂地引导整个社会向消费主义的道路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的国家是一个黑色幽默，拥有最奢华的政府办公建筑和各种莫名其妙的诡异形象工程也是更大的黑色幽默，这些欲望不节制，如何实现正常的城市化生活？这是一个全民意识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以更低的能源代价和资源代价实现城市化，可能会开世界之先河，但这很有难度。在历史上，美国企业界花了数十年时间将勤俭的美国人培养为消费主义的信徒，但在最近几年，重回简约生活的趋势也很明显。

　　同样，中国的城市不是仅仅属于某些特权阶层的城市，多样化意味着对各阶层生命尊严、生活方式及通过奋斗改变个体命运的尊重，现阶段的方向应是对包括“农民工”、“蚁族”等城市弱势群体的尊重和在利益分配上的倾斜，在制度设计上留下他们进城的渠道和安居乐业的可能。

　　尹稚：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