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常年在外打工，又不能在城市定居，在此之初引发了春运、欠发工资和医疗保障等社会问题。这是“农民工”当代人的问题，20年前对“农民工”的歧视甚至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他们创造的产值归城市，但在统计人均GDP等各种人均指标时，农民工不计入城市人口基数。很多城市在数据上呈现出非常假象的繁荣，如果将打工人员全部加入，其数据值至少减少一半。这些是社会各界最早呼吁的问题，而在现阶段，由于半城市化的现状，新的焦点再度爆发。进入城市打工的原乡村居民的就业形态早已转换，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后，其后代已经进入早教、入学甚至是高考年龄，而歧视政策依旧，当代人的问题演化成代际交替，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这一现象正是历史走到今天的必然。

　　记者：您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从何入手？

　　尹稚：第一，要逐渐废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让乡村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和就业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是城乡割裂的，是将城乡看作“一盘棋”的正常管理思路，与我们今天的城乡分割不同。基本上，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重点并不在农村，乡村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重点在城市。我们要重新打破城乡之间的墙壁，如果对乡村居民的歧视政策不改，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从政治上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政府在执政中越来越不相信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面对整体的公共服务和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实现了居民自主就业和个体经济的繁荣，出现过多赢的局面。但在近十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活力都被抛弃，全部问题被纳入到自上而下的体系中去处理，规划界有句名言“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套用过来可以讲“政府万能，实际会走向政府无能”，造成社会问题频出，政府实际上要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打开壁垒，让民众发挥才智去解决问题是第一步。

　　这当然会有阻力，真正的阻力是通过这种制度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30年高速扩张中实现了非常疯狂的原始积累，在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应该利用机会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针对必将进入城市，并参与城市财富创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调整分配原则，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谓的城市化对人而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要切实维持进城门槛的低标准，不要盲目抬高进城成本。为什么全球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贫民窟”这种问题？因为所有的城市的新移民在开始转换生活模式时都没有财富积累，都会选择最廉价的方式进入城市，但只要能住下来，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就有机会实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这种类型的“贫民窟”？中国在历史建设中遗留了很多城中村，在大都会地区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地下空间，其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但同样条件恶劣的居住场所，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些人进入城市生活的门槛。但我们没有反思对这一大规模群体的虐待，在制度化出路尚未建立时，就要将城中村全部扫光，将地下室清空，这其实是更不人道的做法，是将制度以外的迁移渠道和定居的可能渠道清理掉的思路，这不是正常的实现城市化进程的思路。

　　记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存在模式单一化的问题？应如何使城市化进程更有活力？有学者认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经验，您如何看？

　　尹稚：一场城市化进程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我们在学术层面上称此为他组织过程和自组织过程。从全球城市化进程来看，他组织过程是长远的、宏观的，大系统的规划建造过程，决定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而在其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区乃至每一个个体如何生存、如何调试、如何创造出城市的繁荣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20年，中国进行过很多探索，开始有自组织现象的出现，并已经在探讨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但是这十年是真正做成了庞大无比的政府和对基层社会的全面的摧毁。举例来说，近几年经常出现各地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冲突不快。城管针对的不是体系经济，而是非体系化的自然经济。哪怕在再发达的国家，小商贩的小本经营也是存在的。因为微观细胞的相关作用没办法完全纳入到体系经济中，恰是这种形态的存在补充了体系经济的不足，能够让经济运转得更和谐、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