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同样应对的是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在中国皇权社会，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因为这对执政资源的消耗非常大，税收和国家预算无法支撑，如果硬要支撑，必然加大对人民的掠夺，这是在“维稳”和“激发民变”之间的明智选择。封建社会主要通过基层的乡规民约，以文化、道德引导的过程实现社区稳定。欧美国家的政府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和博弈对社区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社区层面的社会状态实际上带有很强自治性。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达成共识，慢慢形成五花八门的组织以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其末端神经深入社区，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管理模式进行公共管理。军队是简单系统，但是社会是复杂系统，我们将在战争年代的管理军事系统的经验放大到了全社会系统中，即使是农业社会，也不可取。

　　我们的政府一直有对抗性的思维惯性，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不仅战胜阶级敌人、战胜大自然，还可以战胜历史规律；而一部分技术官僚、专家学者迷恋于技术至上的问题思维，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清晰的逻辑解决。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有调控，包括前馈性调控和反馈性调控。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馈性调控因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精准预估，存在局限性，适合控制复杂系统的宏观层面，越具体，越细节，越不靠谱。市场体制以反馈性体系为主，在越小尺度中实现越有效，用于宏观控制则代价非常大，有时根据反馈进行宏观调整时难度极大。从全球看，大部分地区国家都在走混合型道路，既有前馈控制，也有反馈控制。

　　近十年，在中国经济、人文环境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政府突然没有任何节制地加大他组织进程，而这一他组织进程并非基于价值观和政治观的铁板一块，在这样一个时候加大前馈性控制，人们必然质疑改革成果究竟被谁获得，他组织进程为主的权贵经济还能走多久。这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关于在制度上应选择什么路径才能实现社会全民的整体利益的讨论。

　　记者：目前的全球化因为经济危机进入到新的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地区的巨型财团受益最多，在今年爆发的伦敦青年暴动、美国市民占领华尔街活动等也有此因。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应结合经济转型而动，也有规划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在路径依赖中会相对艰难，您如何看其未来？

　　尹稚：中国的、国外的社会动荡，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贪婪造成的。欧美国家的政企是剥离的，市民认为受到了资本家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可以打出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国家政府可以用权力调整企业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达到再一次的平衡。我们国家缺少市民社会，有民权意识是近年的事情，一直形成不了市民社会集体性的利益诉求；而中国的发展轨迹是政府和市场的高度结合，在经济危机后，政府积极投资于国有垄断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权力和利益的捆绑，让社会感觉更绝望。在我国，政府并不是剥离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这导致了真正向企业表示不满的市民不多，基本上将不满针对于政府，这是中国特殊发展道路和国情决定的，也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如果未来要重塑政府形象，政府要从市场圈中脱离出来，打破政府和企业同一诉求的模式。深层次的顶层设计不解决，简单靠投资和经济增长平复民怨，是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的。

　　社会问题频生的真正原因在我们选择财富积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们为何一定要剥削一部分人才能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虽然历史阶段有其被迫性，但走上这条路有非常不明智的一面。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有一些人会做出牺牲，但政府在制度设计上不应该以这些人的牺牲作为发展前提，资本的积累不能按照奢侈的方式进行，我们不需要以大量资源的消耗实现城市化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不断摆脱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谋求发展，成功摆脱路径依赖才会成长。中国的财富积累速度在近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而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社会伦理代价是物质不能偿还的，这些“后遗症”需要通过长时间的修正才能慢慢减缓。

　　目前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可能要在高速发展时期过后才能有效提炼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欧洲城市化转移的人口不到中国需转移人口的二分之一，美国更少。如果中国能够在不爆发大规模剧烈社会冲突、没有向全世界掠夺资源的前提下完成十几亿人口的城市化，这是对全世界的贡献，中国政府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