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析，李铁认为，“只有按照人口的流向、未来集中转移的趋势，才能决定城市的要素资源怎么配置。”然而，对于这一以人来确定城市化发展格局的重大主题，他失望地说：“现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已经远远偏离了这个主题。”

　　他还谈到，一些政府通过行政划转，把县、村直接划为城市的一个辖区，把农村改成街道办事处，将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从而完成当地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率，由于对这部分人口既不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又不解决基础设施配套问题，最多只是户口指标上的一个转变而已，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一些省份将外出打工的农村户籍人口计算在城市化率中的做法，这样的城市化是被异地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也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但都不去面对。在执政过程中，对很多发展规律、发展进程并不了解，盲目地用所谓政绩冲动来变通解决所有的城市化统计的差距，是一个挺大的误区。”

　　他表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是取消设限，核心问题是取消横亘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政策鸿沟。只有把这些设限、束缚取消了，剩下的一切按市场规律来办就可以了。“问题恰恰是我们对城市化还仅仅停留在盲目提高土地指标为主轴，一些政府官员想的是怎样提高统计指标数据，而不从取消设限来弥补公共服务差距，这是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问题，也是现在觉得最难的地方。”

　　土地不能平均化

　　土地是城市化的前提。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进入市场为城市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同时，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业用途、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转带来巨大的需求。也因此，围绕着土地所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

　　有学者提出，城市人应该和农村人一样具有拥有土地的权益。李铁认为，这是一种理想，是吃大锅饭的表现。农村土地问题有它的历史原因，当1949年每个农民分到一块土地时，意味着首先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而不是其它的事情。非农人口通过非农就业取得工资解决基本生活，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城市公共福利。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后来，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变革中，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才使得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土地的价值和原有的保障发生了变化，土地有了新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李铁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天然的权益，这种权益是不能更改的，土地也是不能平均化的。

　　他表示，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再以低价征收征用。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低价占地取得的。我们都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但和印度、东南亚、中东国家相比不是最便宜的，但我相信，土地价格、环境成本，我们是最低的，中国的招商引资条件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具备的。”

　　继而，他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城市的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是靠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代价多重作用构成的。但当前劳动力价格上升、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在土地、拆迁、房屋上，也表明以过去的发展方式获取发展收益是不可持续的。

　　他还分析说，过去低价获取土地是为了满足低投入成本换取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财富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在市场发育迅速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资源转化并不是为了公共目标，而是变成了私人目标。

　　比如，过去在促进工业发展的时候低价征地是为了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满足更多的就业，但后来这个公共目标被私营企业家和地产商替代了，廉价的投资成本构成了企业利润很重要的一部分。李铁认为，通过低价的方式掠夺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换取另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正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只有大大增加政府的开发成本，减少开发商在土地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让农民拿到合理的土地收入分配，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新的消费需求。”

　　“另外，让农村土地平等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享有城市开发的权利，也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李铁说：“它的好处是，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还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他解释说，现在城市发展模式之所以是粗放型的，并带来一系列所谓后城市发展的负担——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土地利用粗放、人口不够聚集、耗能增加、基础设施维护成本过高等等，既是我们发展付出的代价，也是土地太便宜的结果。只有拿地很贵的时候，人们才会珍惜土地，才能改变城市粗放式的发?展。

　　城市发展的怪圈

　　访谈中，李铁对于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直言地方政府倾向于把服务目标锁定中高收入人口，是现行城市发展模式无法摆脱城市运营高成本的必然结果。

　　他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量的工业投资形成大量的就业人口，带来城市财富的迅速增长。早期是以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通过现有的管理体制迅速调动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

　　比如，通过财政方式把乡镇一级的财政资金集中到县以上城 (论坛)市搞城市建设，迅速解决了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西方参照系强烈的对比下，我们有一种赶超意识，一方面是对工业投资的渴望，另一方面希望城市尽快发展成和西方城市一样，至少形态上是一样的。这就带来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包括地铁等大量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但是这些都需要钱。钱在哪里来？它不是通过城市自身积累，而是通过底下交上来的。由于不同级别的城市调动资源的能力不一样，我们看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全国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而现在城市差别越来越大，并且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