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分析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护，随着人口增加还要增加它的公共服务能力，这就需要解决资金来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来源有两个，一是在目前以工业税为主导的税收体系下，通过工业投资增加税收，解决城市的维持成本，包括行政开支、一般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另一个就是在增加工业投资的时候通过从农民手里取得大量低价的土地给投资商形成工业区。

　　可以说，所有的城市工业区、新区全都是低价甚至零地价供地。此外，政府还要解决配套设施，否则没人来投资。所以，在整个工业地产方面，政府是净付出，还得新增大量的劳动力在这儿就业。

　　那么，净付出的成本从哪里出呢？李铁的回答是，“只能靠新城开发和房地产开发。”他解释说，房价越高，土地出让收入就越高，以此弥补工业用地投资和城市其它设施建设的投资。而通过不断占地获得收入，不断占地解决工业投资问题，不断占地解决新城建设，结果就是城市粗放式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

　　“按照国外的经验，城市要解决这些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这又会面临公共服务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了保证高水平的城市形态和基础设施标准，外来人口就被排斥在了公共服务之外。”李铁认为，正是用廉价劳动力来解决城市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形成为一种规律，而这个规律形成之后就无法遏制。

　　“比如，现在一些城市实行房地产限购，导致房地产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城市没有能力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就通过不断招商引资，增加工业投资弥补未来出现的收入差距。”李铁直言，这只会让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因而促使地方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探底，松动现有调控政策。

　　为了解套，有城市希望通过发行债券解决，李铁认为，发行债券既填补不了公共设施维护的漏洞，一旦发行只能一届政府接着一届发。当他们感到压力的时候，就要求放松土地政策、土地限制，同时新城开发只有面对富人才能拿到高额土地出让金，否则就无法给穷人盖保障房。“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学发展规律，是客观上没有办法解决城市庞大开支压力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有观点提出，借鉴外国物业税的办法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李铁说，“这在中国还很难实现。”

　　他的理由是：首先，我们的物业税额度很低，解决不了问题。并且人们拥有的是七十年使用权，没有土地权、房屋所有权，怎么收税？如果说收房税，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税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次，对已经购房的产权所有者来说，购房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税，不应该重复收税。第三，如果城市征收物业税，农民的宅基地住房要不要收税？在诸多农业税取消的当下，向农民征收物业税不太现实。再有，城乡用地、农村和农村之间用地的税收差别等等还很难界定。

　　最后，李铁感慨地说，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探讨，更需要从国家的角度建立一个研究城市发展的部门统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