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做规划时要跟土地“谈恋爱”

　　作为规划师，我经常面临市领导换了之后规划师也被换了，我规划师的身份也换了，我的项目组也停止了，而且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人问在这种状况下为何我还要继续？我认为如果这个城市对我的方案可以保持30%的内容，我就给我自己打满分，因为在我看来，我即使能够为他们贡献30%也是一种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令我欢心的纪念，比如厦门岛的规划。那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三十年前做的，幸亏他们后来的一系列市长和书记们都尊重这个规划，就一直执行下来，当然也有修改。我现在去厦门会感觉到厦门城市现状对当初的规划大概保留了50%-60%，这十分难得，因为不断持续了三十年。

　　关于规划问题，拿新加坡来说，我的上司是政府领导的李光耀先生，他定的是战略和策略，从来不干预技术问题。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技术人员，只负责定政治策略；技术人员做得好是他们自己的荣誉，做得不好也要负责任。而且他们定的策略是很详细的，是我们看得懂，读得懂的，才能知道怎么继续做下去，这很重要。我们的责任很大，并且我们也是因为爱国才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也不断研究。

　　我提出的一个理念是，城市规划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从科学上做比，城市就像一部机器，规划师要知道这部机器里面有哪些零件，多少，多大，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比如规划师应该要懂得一个微型镇的人口大致是怎样的规模、小区大致是什么样的规模、设计小区主要秉承的重要理念是什么等。研究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社会学、经济学，不过最后成果是一个空间指标的形式。我认为新加坡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即使很多欧美专家对我的理论非常不认可，我还是继续推动——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和必要去理解，他们一百年来没有如此迅速发展，或人口惊人膨胀的经验，但我们亚洲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从艺术方面讲，有景观还有历史文化保护等。在这方面我提出：一方面要保护历史人文，同时做规划的时候要跟土地“谈恋爱”。如果我们对土地没有感情，横冲直撞画几条直线领导喜欢就可以交卷，可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把土地当成活的东西，我们是跟它有感情的。如何设计这部机器、如何与土地个性配合还是要花很多心思处理的。

　　总而言之，第一是领导不应该干预技术问题，第二是规划师一方面把规划城市当成设计机器，知道里面所有的零件，同时在设计时将其当做一件艺术品，当做是在为土地服务。

　　我对“城市机器的零件”的认识是在做建屋发展局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因为我们的雇主、业主就是老百姓。不过很幸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物业管理部门，所以他们经常跟老百姓接触。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草根的组织协助政府调查民意，组织里的人员和我们的管理部门几乎每周都给我提供意见，所以我二十年来不断在学习。这种反馈的系统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利益，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做对人民有益的方案，如果做对人民利益有偏差的方案人民的反抗声会更大——“城市机器零件”的理念也是从这里产生的。要做到符合人民的需要，人民就会支持你，这就要求有反馈信息。

　　此外，我们当规划师经常面对媒体，因为我们有责任对人民解释为什么我们制定了某种政策，解释清楚之后人们就能以理智的方式来提供意见。这么做人们对我们反对的声音几乎是没有的。我再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我1969年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因为那时发展局的工作只做了九年，很多还不熟悉，所以那时候报上的人民的声音都是这么讲：我们住在破房子里面已经住了三代都没有事情，为什么要强硬把我们搬到高楼去？我们不习惯住在高楼。之后我们在做高楼的时候不但把建筑设计得通风，基础设施做得好，而且里面有学校、服务、公园、体育设施等等。所以到1972-1973年人民的声音还是有的，但讲的就是我们已经等了三年怎么还不拆走。所以，如果把工作做好就可能减低人民对政府措施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