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物产上的无所不包，自然、环境上的得天独厚，造就了武汉之大及其拥有的特殊魅力，同时也使得“江湖之城”武汉就是一个绝好的江湖模型。

　　正是这些，转变了李皖对武汉的好恶看法，在武汉大概待了十年后，他就真正喜欢上这里了。

　　李皖更多的是从武汉这座城市的底蕴、气质方面来理解它的大。身居江城的另一支健笔著名时评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刘洪波对武汉也有着差不多的看法，但它给出的则是另一种角度。

　　武汉三镇可成三个城市

　　“历史上积淀的基础，再加上国家战略层面的布局，造就了武汉今天的大。武汉的大，首先是区域，人口及经济总量，再就是它在国家战略纵深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这一点和昆明倒有点相似，就是国家在危急的时候，会更加关注到这样的地方，比如抗战时期。”

　　在刘洪波看来，武汉太大的这种现状，还使得湖北相较于其它省份，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一般其它省份来说，省会城市的量不够大，成为它们的一个病；但对于湖北来讲，武汉这个城市的量太大，则成为它的一个病。病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它的省份在发展省会城市的时候，会不遗余力，比如像郑州，河南省是坚决要把郑州做大的。除了湖北和一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沿海省份外，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是在考虑怎样把省会城市做大，只有武汉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地方已经太大了。”

　　刘洪波认为武汉跟中国其它的城市不一样，还体现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一般都是典型的中心辐射型，有一个中心区，然后朝外发展”，武汉则不是，它有“三镇”，有明显的功能分区汉口的商业、汉阳的制造业、武昌的文化功能，“但同时三镇都能独立地生活，不相往来都没问题。一个城市如果把重要设施都建在中心城区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进不来、出不去。在这方面，武汉相对会稍微好一点。但也并不是因为武汉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它拥有的特殊的自然环境江，使得它不得不被变为"三个城市"”。

　　这倒不是说，武汉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城区那是不可能的，江岸、江汉、硚口、武昌、洪山、汉阳等6个区属其传统意义上的主城区，而其中的核心区域应该可以归为：从长江大桥至下游长江二桥之间江畔所辐射的周边区域，再加上起自长江大桥、阅马场附近的武珞路至珞瑜路沿线。

　　由武昌过长江大桥去到汉阳，再过汉江上的江汉桥，便是汉口，下桥便是曾经“天下第一街”汉正街的所在。汉正街以东西多、便宜著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市场，甚至包括世界上的著名品牌正品，也能在这里买到，而且同样会比其它地方便宜，便宜很多。李皖对这个也深有体会，有一次，他要去英国，需要买那种可以飞国际航班的大箱子，然后就在武汉物色了一圈，最后决定到汉正街去买，“我锁定的那个牌子的箱子，在汉正街只要700多块钱，但在武汉其它的商场得1000多块钱，其中的差价达40%”。所以，汉正街也并非水货、杂货的代名词。

　　在上述的“核心区域”内还包括有：江汉路步行街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地位大致相当于南京路之于上海；长达7公里的汉口江滩；广埠屯据说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电子市场，有“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之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家“211工程”高校，以及“中国光谷”等在武汉乃至全国都地位显著的区域或机构。

　　虽大，但地位下降

　　虽然武汉如此之大，但在现在看来，其在全国版图中所处的地位却是下降的。

　　于政治地位而言，武汉在辛亥革命时达到顶峰，在民国时期仍显突出。

　　经济上，自清末开埠及后来张之洞主政湖北，武汉在工业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汉口一度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其地位可见一斑；1949年后，武汉在全国经济体系中也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武钢、武重、武船、武锅……一大批重点工业企业在此落户。

　　上世纪50年代，长江大桥的贯通是一个节点。此前只有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长江两岸并未被连通。在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整个京广线也就被贯通，南北间的交流也就通畅了，自然而然，武汉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就不再显得之前那么强。不过，这影响也并不算太大。

　　武汉的综合实力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位列全国前四，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在改革开放以前，武汉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是靠前的。

　　它位置的下降，应该说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以前，可能也有一些使武汉地位下降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并不是特别显著一个就是京广线的贯通；第二个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把大量重要的工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战略纵深意义的工业布局到西部。”

　　“但那时，武汉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并不是外向型经济。”刘洪波分析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就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跟世界市场连接起来。这个时候，武汉的位置就显得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是在沿海地区接受订单，又在沿海设立加工厂，然后直接在沿海装船，就出去了。国内市场是不重要的，所有的内陆地区都不再重要。”

　　但是显然，这种发展模式到现在就面临问题了。因为这样的发展带来国内各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在刘洪波看来，“中部塌陷”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造成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思路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

　　“如果是扩大内需，注重国内市场，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是仅盯着赚了多少外汇，国家的发展就会均衡一些。要是说我们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就必须人民来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只是提高部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这样就涉及政治公平和社会平等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内陆的市场就必须得以建设。所谓的"扩大内需"，既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政策，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

　　除开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布局，武汉地位的失落，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在与汉口江滩隔江而望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世界第三、中国第二、中部第一”的武汉绿地中心于2011年7月全面开工建设，虽然在不久前又传出大楼将加高至636米，以超过在建的632米的“上海中心”，“做成全国最高楼”，但就在前不久6月初，即传出长沙要建世界第一高楼，220层，838米，再加上广州规划建设高650米的钻石大厦。如此看来，武汉的“中国第一高楼”梦将落空，其无论是定位于世界、中国还是中部的高楼座次，都将往后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