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上海在石库门里弄保护与更新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实践，即便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给后人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也算是实践后的收获。

　　石库门里的文化渊源和怀旧记忆

　　作为最具上海特色的民居住宅形式，石库门里弄建筑是上海城市历史变迁的重要标志和文化符号。石库门为什么会成为海派建筑文化的标识？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认为，每种城市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那座城市的深层结构。首先，石库门脱胎于中国传统四合院，这种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空间设计，体现的是我国北方与中原文化圈的建筑观念和居住智慧；其次，石库门的设计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和装饰，在繁华都市中营造出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氛围，这一点非常符合江南园林的生活美学观念和风格；再次，20世纪后的石库门设计，还创新地吸收了西方建筑的风格和特点，除了三角形、半圆形、弧形、长方形等图形纹饰的运用，还大量使用了西方古典壁柱和雕塑。据刘士林介绍，这也是石库门一名得来的主要原因。

　　采访中，刘士林告诉记者，能够彰显现代上海原创文化精神的产品都需要像“月份牌”那样，既要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商业实用主义，又要延续北方与中原文化圈的伦理实践理性；同时还要与江南诗性文化的精神和趣味相切合。这种潜藏着上海都市文化深层结构的产品，集中体现了注重财富积累的西方实用主义，易于组织纷乱移民形成有机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以及提倡摆脱城市压抑和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他认为，这些是现代上海迅速赶超中国传统都城和明清江南都会，甚至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在石库门建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这三要素，集中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理念、精神与气质。正因如此，石库门能够成为上海城市建筑的标识，并被世世代代的上海人喜爱和怀念。”刘士林告诉记者。

　　近些年，很多从弄堂搬走、住进现代高层住宅的上海人，经常通过写文章、拍照片、回访旧居等形式，抒发自己对弄堂式生活的恋念之情。他们谈起自己当年的弄堂生活，往往是滔滔不绝，与如今舒适的居住条件相比，弄堂里云泥之别的起居琐事，依然是他们不愿割舍的珍贵回忆。“上海是个特别容易怀旧的地方，怀旧情调是海派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刘士林认为，正是这种“怀旧情调”推助了上海弄堂研究的持续升温。

　　对于“弄堂研究热”，刘士林认为，如今的大都市生活，让传统乡村或小城市朴素、亲切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现在的都市人，情感没落，连门对门的邻里都相互不说话、不认识、不来往。城市越大，社会环境和居民精神的问题就越严重。但是，上海弄堂里的情景却截然相反。在这个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弄堂拥有的是乡村或小城的社会形态。就此而言，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如同古人心中的“田园牧歌”，上海弄堂也会被赋予“故乡”、“家园”、“来处”、“城市之根”等特殊意义。因此，“上海里弄”已经不仅只是上海人关心的事情，也逐渐成为城市的文化，带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升温。

　　三类人研究里弄

　　由于里弄住宅大部分不属于历史保护建筑，相关法规和政策无法涵盖，对它们的保护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同时，因为日渐衰破的房屋居住环境和数量庞大的居民安置等问题，让如何进行合理的里弄保护与更新等方面步履维艰。

　　曾在上海市政府建交委、规划局等部门工作十余年的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万勇认为，在里弄研究与实践领域中，建筑、城市规划等应用学科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均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同时，文史学家、艺术家以及摄影爱好者，通过书刊、画作、照片等形式，描述建筑背后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学故事等，赋予里弄建筑以强大的生命活力。

　　刘士林认为，关注城市规划研究和文化发展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他表示，除以城市建筑规划与设计为中心的研究阵营之外，以城市地理学和文化遗产学为中心的研究阵营也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群体之一，前者侧重弄堂的物质形式，研究目的是如何发挥弄堂的居住和生活功能；后者则更关注城市特色空间的保护和延续，在人们愈加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当下，该阵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外，刘士林认为，以城市文化学和城市史学为研究重点的群体是第三个研究阵营，该阵营话语群体复杂，其中既包括文学与历史学者，也包括媒体记者和各种文化产业商人，同时又包含有不少的普通市民。因为三个阵营的目的不同，观点上的摩擦、碰撞不断。对此，他认为，“这种混乱和碰撞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里弄研究需要的这些跨学科知识与研究阵营，恰好匹配于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今后的研究方向在于如何超越这种初级阶段的混乱和无序，为包括上海弄堂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空间保护提供更有价值的共识和综合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方案。”刘士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