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北京遭遇强暴雨，截至22日凌晨2点北京城区降雨量212毫米，这也是61年来北京经历的最大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已造成37人遇难。

　　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城市里的汪洋”了，但这一次笔者还是吃了一惊。一场大雨，就让这座现代化的中心城市陷入了瘫痪，道路交通被迫中断，地铁停运；就让10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就让这个往日光鲜的城市变得灰暗。

　　这场61年不遇的大雨，来势汹汹，但它却掩盖不了这个城市的脆弱。

　　首先是城市灾害预警系统的脆弱。据了解，我国多数城市的预警系统并不是综合性的预警系统，而是按照灾害依附于相应的责任机构建设的分项灾害防御系统。这将导致各部门不能在第一时间统一配合应对灾情。另外，群众欠缺灾害预警意识，各地缺乏针对群众的关于如何减灾的教育活动。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就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德国将自然灾害与工业事故、传染病疫情等纳入灾害范畴。联邦内政部下属的居民保护与灾害救助局专门负责重大灾害的协调管理职能，目的是将公民保护和灾害预防结合起来。居民信息服务一方面让公民得到有关救援系统、公民保护以及危急情况下的自我保护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公民在危机情况下的信息需求。受联邦内政部委托，居民保护与灾害救助局出版了《居民保护》季刊，介绍有关自我保护和灾害预防方面的信息。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拨打特定的热线电话了解如何应对洪水、火灾、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或是通过登陆居民保护与灾害救助局网站以及DENIS查找有关信息。

　　其次是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脆弱。据笔者所知，北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了。2004年的夏天，北京就曾经因为暴雨导致积水淹没轿车车顶；2007年，因为暴雨，北京拥堵和缓慢通行的道路达117条，是平时的3倍，路况指数达四级，接近大面积瘫痪的五级。就在去年，在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相继出现“看海”景观后，北京也未能幸免，笔者至今依然记得地铁入口处的楼梯变身“瀑布”的“奇观”。

　　遭遇“61年不遇”的时候，城市一片汪洋，交通陷入瘫痪；不是“61年不遇”的时候，城市还是一片汪洋，交通瘫痪。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如果不去直视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薄弱，而是一味地强调暴雨的等级和自然的不可抗因素，那城市在下一次暴雨来临的时候还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舆论已经形成共识：“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排水系统比高楼大厦更能代表现代化”。只是，这样的共识至今还未上达天听。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指标转移了政府大部分的注意力。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建设一直是发展的第一要义。不管是从城市的前景还是民生的现状来考量，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简单的将经济建设等同于获取高的经济指数，已经被证实是一个误区。这样的简化使得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民众的意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普及等被忽视，使得经济建设异化为对高楼大厦和GDP的追求。但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简化使得目标更容易达成，成果更容易显现，因而成为各地政府乐此不疲的施政手段。

　　二是对于官员的考核太过单一。这种单一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只重视经济成果，忽视了与民生相关的其他方面；二是只以考核的各项指标为依据，而忽视了鲜活的现实样本，即群众对于官员及其政策的切身感受。这种单一直接影响着官员的决策，为了获得上级的认可，他们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拿出看得见的成绩，而像城市下水道这样的工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一个地方官员的任期，就算这届政府愿意去做，也很难保证下一届政府能够继续推进。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大部分政府官员没有真正意识到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若与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同步，将成为经济进一步提升的桎酷，或者就算意识到也缺乏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对于官员的考核不再局限于看得见的经济指标，而是更多地考察看不见的有利于民生的工作，更注重群众的口碑，那将会激发更多的官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与群众生活的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促使他们将服务民生作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

　　在整个事件中，有一则报道让笔者感慨万千。处于暴雨中心的明代团城无一例积水报告。距今已近600年的一套明朝建成的古代集雨排水工程，目前仍在团城“服役”。可见，完善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并不是一件难事儿，能不能做到关键在于现在的城市决策者愿不愿意去做，当然我们需要在制度和机制上做一些改革，让这一切不取决于官员的官德，而是制度指引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