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物种，并不能等同于坏东西，实际上绝大多数外来物种是好东西。不能将外来物种一概“污名化”，我们应该警惕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就是所谓“外来入侵物种”。面对外来入侵物种，我们需要社会各方关注并提高防范意识，需要广大群众参与和支持。

　　柳江里发现食人鱼，还有人被咬，柳州市政府“悬赏捉拿”……这一系列事情的报道，给全国人民“恶补”了一回有关“外来物种”的科普课。但遗憾的是，这堂课似乎没上好，特别是把外来物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体“污名化”，不对。

　　回顾历史，绝大多数外来物种并非坏东西

　　外来物种，或者叫非土著物种，并不能等同于坏东西，实际上绝大多数外来物种是好东西。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外来物种曾经在特定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引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留下了至今常被提起的浓墨重彩一笔。比如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带回的苜蓿、葡萄、核桃、石榴、芝麻、蚕豆、大蒜等外来物种，多少年来丰富着国人的舌尖。从15世纪到17世纪，在欧洲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或称大航海时代）期间，新大陆特有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马铃薯、木薯、棉花、花生、辣椒、菠萝、烟草等纷纷被带回旧大陆；而玉米、甘薯、马铃薯在明清之际通过吕宋（今菲律宾）或交趾（今越南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玉米、甘薯、马铃薯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于是原先无法耕种的土地也变得有用，加上它们的产量很高，就可以养活很多人。源自美洲大陆的这些外来作物的引种与当时一些赋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叠加，使得康雍乾三朝“人口爆炸”：据官方史籍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1.4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

　　不过，同样引种马铃薯，在世界的另一头却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发生于1845年至1852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源于当地主要作物马铃薯引种的品种单一，大规模爆发晚疫病后全面歉收，结果7年里饿死、病死100万人，移居海外100万人，总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

　　是否“入侵物种”，要看是否同时具备三个特征

　　不能将外来物种一概“污名化”，我们应该警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极少的一部分，就是所谓“外来入侵物种”（invasive exotics）。要判定一个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要看它是不是同时具备三个特征：（1）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人类活动被引入一个非本源地区域；（2）在当地的自然或人造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3）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或地理结构造成了明显的损害或影响。在这里，“明显的损害或影响”是关键。

　　“无意的人类活动”导致有害物种引入，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这一物种的知识不够，或者由于当时当地的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行政操作有缺陷甚或缺失，比如让“入侵者”搭载交通工具“偷渡”进来了。例如，中华绒螯蟹（大闸蟹）的蟹苗，在19世纪随着西行海船的压舱水被带入欧洲西部的莱茵河和易北河河道中，进而向欧洲各处扩展；除了跟当地土著物种争斗，“打洞穴居”的大闸蟹更给堤岸等河工建筑物带来了极大危害。又如1982年起在我国发现的被称为“松树癌症”的松树线虫，可能是由来自疫区国家的针叶林木包装材料夹带而来。

　　引入有害物种的“有意的人类活动”，大多是商业活动，甚至是利欲熏心下的犯罪活动。如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作为高蛋白质食物先被引入我国台湾，1981年引入广东，1984年前后已在该省当作特种农产品广泛养殖，后又被引入其他省份养殖。由于养殖过度加上口味不佳，市场不好，结果被大量遗弃，很快从农田扩散到天然湿地。福寿螺食量极大，对水稻生产的损害极大，还威胁入侵地的水生生态，也是卷棘口吸虫、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

　　“无意”和“有意”之外，还有“刻意的”的物种引入，就是以科学的名义，经过周密策划而引入。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互花米草，本为抗风消浪、保滩护岸、促淤造陆而专门引进，不料它的大量繁殖使得一些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生态功能衰退。

　　“迎神容易送神难”，如何防范？

　　美国人常常为“亚洲鲤鱼”大伤脑筋。所谓亚洲鲤鱼，主要是中国四大家鱼中的鲢鱼（白鱼）和鳙鱼（胖头鱼），这两种都是鲤科鱼类。它们在1970年代被引入美国南部一些州，1990年代洪水泛滥时大量出逃，进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由于这两种鱼在当地没有强有力的天敌，又因为鱼刺多，美国人不吃，渐渐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泛滥成灾，且不断向北迁徙；为了阻止它们侵入五大湖水域，美国人可以说什么办法都使尽了，用电网拦，投放鱼藤酮（一种专门对付水生生物的农药），更与加拿大联合行动，然而迄今为止收效甚微。

　　我国西部一些湖泊也纷纷引入“四大家鱼”，也出现了各种各样问题，如云南滇池里的“四大家鱼”和银鱼已严重威胁这个高原湖泊中特有的土著鱼种的生存。

　　从美国的“亚洲鲤鱼”到我国各地的松树线虫、东南沿海的互花米草、云贵两省的紫茎泽兰，都警示我们：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那就是“拒其于国门之外”；一旦“迎神”进来，想要“送神”很难很难。这就要求完整地收集分析全世界范围的相关信息，在国内各地区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最起码要弄清楚某个打算引入的物种在引入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是否可能对当地原有物种（包括土著物种和先前引入的有用物种）造成有害影响，对于引入地区和可能“波及”的地区的生态和人群健康是否有潜在不良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立法并实施监管。

　　要群众参与，但更需要科学指导

　　面对外来入侵物种，我们需要社会各方关注并提高防范意识，需要广大群众参与和支持，包括人人从我做起，不随意从境外携入非本地生物，不把作为宠物饲养的外来物种如巴西龟、食人鲳等放进“开放系统”——河流湖泊、公园绿地等。

　　但我们似乎并不需要像“悬赏捉拿食人鱼”那样的“群众运动”。这让人想起当年的“发动群众打麻雀”。“悬赏”力度再大，也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会使本土鱼类一并遭殃。所以，还是应该在科学指导下“捉拿”。

　　（作者：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