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荷兰的规划师基斯·克里（Kees Christiaanse）为伦敦Stratford的奥林匹克公园做了两年的masterplan规划。这个荷兰规划师自2003年在ETH教学。

　　记者：您和您的KCAP做了两年伦敦最大的规划项目之一，奥运公园的后续利用和老工业区的Lower Lea Valley的更新。两年后您退出了这个项目，为什么呢？

　　基斯·克里：原因很多，首要的是伦敦的不同的城区都有非常高的自治权和独立性，他们的自治权相当大，市政府对其难以有足够的影响力。如何把一个总体的规划框架落实下去，需要很多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参与。问题在于没有一个统领的角色或者行政层面，把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决策。您可以想象，那些沟通过程是多么的繁复。

　　记者：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基斯·克里：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交通设施，高速，地铁，城际轨道，铁路，导致这个2.5平凡公里的规划区有些完全被割裂为一个封闭的孤岛。我们的方案希望把规划区和周边融合联系起来，优化各种城市机动流的想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市政府和公共交通部门都不想改变这些设施的线路和地下的市政设施。之后和我们合作的长官遇到了些问题下去了，新的长官和我们没有达成好的一致。之后因为雷曼带来的经济问题，我们没有得到后续工作的报酬，然后我们就退出了。

　　记者：您规划中的愿景把规划区定义为一个开放城市，open city，一个城市中镶嵌的马赛克，其中各个阶层，文化和职业以及现代建筑能够互相融合和促进的地方。你们的规划是否有承担一些必须实现的承诺呢？

　　基斯·克里：印度钢铁巨头Lakshmi Mittal送给伦敦的那个巨大的标志物，我们必须在规划中整合进去，很多人都对我们进行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一个来自偶然性的标志性建筑，其必须成为我们规划中的标识性建筑。

　　记者：从奥运会的建设规划项目中退出您是否感到后悔呢？

　　基斯·克里：没有。讽刺的是，我们退出后，伦敦颁布的奥运会后续利用规划和我们的几乎百分百一模一样。我们的后续者或许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且给出了类似的方案。一点点遗憾或许是有的。但是退出是对的，其报酬支付方面的道德真算是个“荒凉的西部”。

　　记者：您作为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全世界指导了很多规划区的建设。在伦敦和瑞士间有什么不同？

　　基斯·克里：这里一个规划方案的规划师会跟随项目到最后的落成，这也是一个项目质量保证的标识。在盎格鲁萨克逊，规划师不是一个项目的作者，就是说从头到尾伴随指导项目，直到结束。更像是一个咨询的角色，按小时拿工资，这是另一种工作文化，更灵活，但是也更混乱。

　　记者：北京要耀眼的标志建筑，伦敦要场馆设施的后续可利用性。伦敦是否算是奥运场馆设施的一个可持续利用的一个典范呢？

　　基斯·克里：先锋者应该算是巴塞罗那的1992年奥运会，体育场馆也考虑的奥运后时间的情况，规划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的网络，奥运村被规划和建设为一个新的城区。把场馆设施视为对城市的投资以及后续利用并不是新的想法。但是从类型和方式，以及英国佬如何富有连续性地将可持续性最后落实下来看，伦敦无疑是一个典范性的。另外伦敦只启用了少量的明星建筑师，建筑也比较富有地方性和有着谦逊的品质，这个我很喜欢。无论如何其将和2018年俄国世界杯相区分。

　　记者：您最喜欢的奥运场馆是什么？

　　基斯·克里：阿姆斯特丹Jan Wils设计的奥运体育馆。这个砖建筑今天在功能上以及吸引力上都是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好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