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场是湾仔区最低点，同样容易成为“水浸街”的重灾区，2008年那场暴雨中，跑马场成了个“大水池”，方圆30公顷被淹。

　　正在修建的跑马场蓄洪池将有诸多创新之处，渠务署准备用上可自动调校的水闸，并在4个较重要的渠道安装水位感应器。通过“三维计算流体力学模型”计算出自动调校水闸的最佳位置，以达到最佳的蓄洪效果。

　　曾国良说，如果不使用新技术，蓄洪池的容量要增大三成才能达到相同效果。因为这项富有创新性的设计，今年7月，香港渠务署在新加坡摘得“2011年国际水协会创新大奖”。

　　“下游拓渠”是防洪的第三重保险。如果某地区防洪能力不够强，渠务署通常挖路，更换大号或斜度比较大的渠道，以增加排洪量。通常情况下，挖路会影响公众的正常出行，渠务署采用“无坑挖掘技术”，对公众几乎无影响。

　　淹水黑点降至15个

　　“防洪三招”固然有效，但并非一劳永逸，排水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并不轻松。渠务署对2400公里地下雨水渠、340公里排水渠和27个乡村的防洪抽水计划都会进行定期巡查，排除隐患。

　　在无人可能进入的现有排水渠内，已大量使用闭路电视进行监控。未雨绸缪，在严重问题产生之前，就会及时修理。

　　此外，渠务署设24小时值班热线，负责处理市民关于水浸等问题的投诉。

　　天文台发出暴雨警告时，政府会立即组织渠务署、民政署、消防处、警察部门等共同组成紧急控制中心，负责协调因大雨造成的水浸、路面交通、人员疏散等问题，渠务署会向部分水浸“黑点”地区的住户发送预警短信。

　　防洪同样离不开居民的支持，为此，渠务署时常走进社区，开展宣教，通俗易懂地传递“洪水如猛兽”的意识，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勿走近河道”的规则。

　　“市民一小步，防洪一大步。”曾国良认为防洪宣教非常重要。

　　渠务署成立以来，在防洪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曾国良喜欢用数据说话，因为“数据不会说谎”。他说，1995年未建大型工程以前，全香港淹水黑点有90个。工程陆续完成后，水浸黑点减少到15个。

　　他满怀憧憬地展望未来：“还有大型工程在建造、筹划中，我们希望未来5~10年可以把余下的15个黑点处理掉。”

　　有时他也有些沮丧和无奈。渠务署的工作主要是防洪，做的是“地下工作”而不是“面子工程”，市民不能直接感受到，因此，渠务署的工作很难得到市民充分的肯定。

　　“香港模式”不可照搬

　　如上所述，渠务署把所有的集水区都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上游的水由雨水截流隧道排放；中游的问题由蓄洪池解决；下游通过渠道排水。据估算，如果没有前两道防线，所有的雨水都会集中到下游，香港渠务署需要处理面积约400公顷的雨水；而有了前两道防线，需处理的雨水面积被减少至80公顷，常规工程就可解决。

　　曾国良向记者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前两个步骤，可能下游的每一条道路都需要我们挖开来铺渠道。”

　　“防洪三招”招招有效，曾国良以香港岛为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雨水截流隧道半路拦截雨水，使雨水未到市区就已被卸去四成，蓄洪池和排水渠又各卸三成雨水，港岛的内涝问题基本解决。

　　不过，曾国良强调这三招不可原样照搬，否则可能“水土不服”。比如，香港市区有后山，前平后高，凭借地势特点才能在山坡建雨水截流隧道。内地没有山坡的地区如果也用这种方法，肯定不如香港有效，可能用蓄洪池更科学。

　　香港的蓄洪池多半建在公地，因为购买私人用地时间长、成本高，维修也有诸多不便。选址时，优先考虑地势低的公地，这样可有效收集雨水。蓄洪池的大小取决于集水区的范围，水量是最大的考量标准，九龙和大坑东蓄洪池收集的范围有几百公顷，容量也相应较大。

　　香港靠海，排水有天然地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地没有海的地区无可作为——可以把水排到附近的河道。

　　曾国良认为，防洪要“排蓄为主，先蓄后排”，首先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蓄洪，如果找不到现成的，就进行地区性改造，建造一个比较大的排洪渠道，改善排洪能力。洪水来袭时，日本、台湾地区利用天然湖泊、低位球场蓄洪，他认为这值得借鉴，因为建造地下蓄洪池成本很高。

　　他一再强调“因地制宜”：“这三招对香港非常有效，应用到广州、北京时要考虑当地的特性，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策略。”

　　在多年的工作中，曾国良总结出一套“治水”心得：防洪要先做规划，详细研究每个地区的水患原因，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根据各个地方的重要性制定不同的防洪标准，市区是城市的心脏，重要性最高，防洪标准也应该最严；乡村人口较少，重要性相对次之。通常的做法是，在小村外围筑防洪堤，防止洪水涌入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