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雨让很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中，街道被淹、高速路中断、路面塌陷等现象陆续发生，在给人们带来“来内地看海”的笑谈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城市规划中，有关城市暴雨雨涝的设计有何缺陷？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未来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还存在哪些隐患？科学家在这些项目上的研究究竟如何？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简称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等表示，其实早在多年前，他们就曾开展过城市环境灾害项目的研究，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通过评审。从根本来说，目前我国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立项存在一定的缺陷，“可以说，科技界存在‘八年之痒’的现象”，科研项目的前瞻性应加强。

　　曲折立项路

　　7月23日，在一场暴雨过后，家在北京中关村的王铮收到老朋友束炯的短信：“王老师，北京特大暴雨灾害，你家一切都好？”王铮颇有些感动，“还好，周末我与同学加班。中关村是新建社区，下水道好一些”。

　　在这场暴雨后，王铮和束炯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多年以前两个人相继向有关部门申请城市环境相关课题的往事。“中国的城市环境确实不行……当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课题却一个都没中过。”

　　“实在是很曲折”，王铮在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其申报过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遗憾。他说，自己的这段经历，也许很值得现在的科学研究者反思。

　　尽管进入中科院政策所已有十余年，但王铮最初研究的并不是宏观的政策和管理学，而是地理课题。早在1992年，他还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他说，当时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涝灾害活动规律。

　　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等问题。“当时我还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王铮说，可惜的是，在1994年鉴定课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时评审的人说，城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

　　此后不久，王铮由地理所转至政策所工作，他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这让我体验了孩子夭折的痛苦”。

　　但王铮并未对城市地理灾害的科研项目死心。2000年前后，王铮应邀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2003年前后，他和同事再度提出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项目建议。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亟须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计”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的建筑有很多是上世纪苏联援建的建筑，其地下排水也是沿袭苏联的。当时的情况是，每年一下雨，大学校园里就起雨涝，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身边的情况入手的。”王铮说，当时他通过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相继上报了这一项目，希望得到认可。

　　“但当时国外研究城市雨涝的不多，上面认为不是热点科学问题，又被淘汰了。”王铮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有关部门征集对于城市建设的课题，“当时车越来越多，路越修越多，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后来获得通过的是交通建设方面的”，而他的课题是有关城市基础建设、自然灾害防御的，自然和当时的热点搭不上界。

　　王铮回忆，十余年来，就城市的自然地理学和城市环境灾害的课题，他先后向不同的部门申报过3次，但无一次获得通过，“主要原因是，审批的人认为不是国际热点”。

　　而在王铮卸下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之后，他的同事和继任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也沿袭了他的步伐，依旧没能让这一课题获得认可。

　　束炯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大约是在2008年前后，考虑到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随着气候的变化和城市环境的改变，城市病日益凸显，他换了一个更为科学的题目——“三角洲大城市环境复杂性及其信息分析”，继续向上海市有关部门申报。“报告写上去以后一点回应都没有，更没有人来对我们的课题进行审批，就这样没有了消息。”

　　经过这回的申报失利，束炯也逐渐放弃了在城市环境方面的研究，转而集中关注气候的变化。例如他手头上现有的PM2.5的相关课题，正是时下炙手可热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