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价值判断

　　王铮回忆，当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试图从事城市自然地理研究时，曾经和多方面的专家合作，如束炯负责布局研究城市气候学，许世远等负责城市水文地貌学，刘敏、陈振楼等负责城市地球化学，可谓人才济济。当时，他还约请了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等从规划和土地利用角度一起研究。

　　“当时许世远一直想组织一个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系统研究，可惜我们这些当年相对年轻的人只有跟随国际热点才能申请到课题，而只有申请到课题才能生存。大家都清楚，使用‘城市环境’一词容易获得申请课题，但是用‘城市环境学’代替‘城市自然地理学’，却让我们忽视了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基本问题，会留下后患。”王铮说。

　　在当年的项目申请报告书中，王铮和他的同事这样写道：“城市时空过程是一类复杂过程，它包含了物理、化学、生物、地学、经济、人口机制，它们构成了城市管理的复杂对象，在过去的10年中，这项研究在国际上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城市自然地理的第一个内容是城市气候，第二个问题就是城市水文地貌过程。”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

　　“直到这次北京发生雨涝，我才发现还是前辈科学家许世远、张丕远提的‘城市自然地理学’抓住了根本。”王铮说，“也许只有经过这次暴雨，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才会成为热点。”

　　让王铮感到心情沉重的不仅是他的城市自然灾害的研究未获重视，还在于这种申报项目的经历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其实，即便是PM2.5这个现在的热点问题，早在2005年我们就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过，只可惜当时没人重视。”王铮说，当时他还在上海执教，一名曾在北京环科院工作过的评审专家来上海听取了他的汇报，然后告诉他，有关PM2.5项目的研究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他们早已经解决了，还把他训斥了一顿。“后来一打听，这个评审搞过PM10的研究，我们在想，对方可能是把PM2.5和PM10混为一谈了”。

　　而早在1999年，王铮申报太湖污染项目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1996年，王铮参加了中科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在考察中，太湖污染的问题引发了他及众多学者的关注。3年后，他和清华大学教授何强、天津大学教授陶建华，共同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与太湖流域管理的问题，并建议将此作为攻关课题。申报项目最终没有被接受。

　　2007年，太湖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湖面漂浮的大量蓝藻导致湖水缺氧性恶臭，污染严重，并威胁到无锡居民的正常用水，人们才开始重视太湖的水质问题。

　　“这些经历说明，当时的项目审批者、管理者在科研项目方面缺乏前瞻性。一些审批者一味追捧国际热点，不是热点就不批。”束炯说，他研究的PM2.5项目虽然现在是一个热点，但是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在PM2.5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的后续问题。“真正作研究，就要考虑到后面延续的一些问题，科学家就应该从这一方面考虑。”

　　“八年之痒”

　　王铮认为，十余年来，从他和束炯的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申报过程来看，恰恰反映了我国科学界存在的所谓“八年之痒”的现象。

　　也就是说，科学界在进行科研项目立项时，往往会有一些专家拿着国外的热点做展示，要求科研人员当做研究的热点，而不去结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比如城市排水问题，我国1949年前没有标准，1949年后教条地学习苏联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但实际上，他们的城市河渠系统建筑标准并不适合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这就埋下了‘定时炸弹’。”王铮说，与此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是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城市河渠标准，所以城市雨涝问题不太突出。“而SCI（科学引文索引）不大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因此，雨涝规律和气候变化下雨涝的适应问题也就成不了世界性的热点。”

　　王铮进一步表示，经过自己和他之前所带的研究生龚轶的探讨，发现我国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是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上出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年后还有一个跟进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议，我国一般会派代表参加。随后几年，国内会开始启动研究，产出并发表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8年，堪称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

　　在王铮看来，前述提及的诸多项目，从提出项目到最后被有关部门重视，时间大致在8年左右。

　　“八年之痒”是怎么发生的？王铮认为，这和目前负责科学立项的人多为学者型官员、战略科学家有关系。这些学者型官员由于有大量行政工作要做，很难有时间看科学文献、做科研，关注具体科学问题，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讨论科学问题，“战略”地评价课题价值。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论，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学研究方向失稳的原因。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的，需要认真反思。”王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