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谈到，北京几十年大兴土木，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摧毁了“生态基础设施”。这一过程，随着人口的增长只能不断加剧。而近日全国多个城市的水灾表明，这种状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要逆转这一趋势，就必须完成深刻的观念变革。以最近发生严重水灾的北京为例，笔者尝试从“地貌都市主义”的角度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重新规划。

　　首先要分析北京地貌的“地模”和“走廊”，恢复城市的基本水利生态架构。北京被历朝经营数百年，在“风水”上极其讲究，经常要在城内开掘人工水域，乃至有昆明湖、玉渊潭、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龙潭湖、陶然亭湖、紫竹院湖等三十多个著名湖泊，联手形成复杂的水域。

　　至于窑坑、苇子坑等早被遗忘的小型泄水地，就更是不计其数。从“地模”的角度说，这些水域为扁平的城市提供若干低洼地带，水有可泄之处；从“走廊”的角度看，这些水域被若干河道连接，形成水系，即一个水流孔道，把北京与周边地区连接，也使积水顺畅泄出。可惜，如今大片水域河道被填埋，窑坑、苇子坑等等早已无影无踪，护城河失去大半。几百年经营的风水被破坏殆尽。

　　恢复这些“生态基础设施”，比起把城市地下挖空来建设卡车能够畅行的排水系统来，不仅便宜得多，而且效能更好，甚至可能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已经指出，把一部分护城河改成暗河后，行洪能力大为削弱。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

　　自然水流蜿蜒曲折，或走或停，加上茂密的杂草野苇、日日加厚的淤泥，有时就成了一潭死水，比起规划师在地图上用尺子画出几条干净利落的直线来建造的地下集中式排水体系，似乎行洪效率甚低。这也是这些水域被填埋、为整齐的公路、小区等现代规划建筑让路的理由之一。殊不知，这种“低效率”、这种慢，已经渐渐成为发达国家城市规划中追求的目标。

　　行洪速度慢，并不仅仅是为了减缓受洪江河的压力，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蒸发和渗透效应，更重要的理由怕是去除污染。大型的集中式城市地下排水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

　　在发达国家，城市排水的问题大致解决，很难得见到北京这样脆弱的防洪体系，大家都把重点放在清除污染上。这也是这次北京大水后种种反思中最被忽视的一个面向。

　　传统北京人口不过百万有余，很少机动车，很少现代工业，最大的污染大概是人粪尿。那时北京城墙外侧，往往有大片粪场。每日粪车将市内粪便运出，到城门外的粪场晒干，再运往四郊农田。这体现了在顺从自然的情况下，即使是低技术也能大致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有效运作：农业的需求使人粪尿能够通过市场杠杆及时从密集的人口聚居区清除；这种运输困难、容易泄露的污染物，用马车甚至人力车经过最短途的旅行，出了城门就在粪场卸货；在粪场晒干后，重量降低，运送也容易保持清洁，如此运往农村，大致完成了清除污染的工序。

　　现在的北京，有着2000万以上的人口，满城公路，公路又塞满了车，油污到处都是，再加上拥堵，汽车驾驶者脚不离闸，仅仅刹车片所产生的金属污染，经过暴雨冲刷进入水系，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些污染不像人坐在车里活活被洪水淹死那么引人注意，但从长期来看，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恐怕更为严重。

　　也正是面对这种挑战，传统那种迂回曲折、被杂草乱苇淤泥所拥塞的排水系统，才成为治理污染的有效手段，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还经常故意开辟制造这样的地带。因为淤泥和绿色植物，都是最佳的污染过滤器。积水在这里停留越久，被绿色植物和淤泥吸收得越多，就有越高的净化机会。要知道，即使在工业化以前，北京的河道、护城河，就如同大运河一样，饱受淤积拥塞之苦，清淤成为巨大的公共工程，从来没有休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