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建新区、新城，来释放旧城的人口压力，这个思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就是一种多中心的形态，旧城周边配有附属卫星城，新城、老城之间基于功能分工(比如商业区、工业区等)，形成既相互区隔又不完全分离的块状地域，并协调补充，组成立体的城市网络。传统意义上大城模式，或者说，所有城市元素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的状态，承载不了人口压力，也无法适应社会分工，要实现分流，往往得通过造城来创造空间。开封市的这场“豪赌”，就是把老城改造为实景旅游区，并通过新建新城，来接纳老城区的转移人口，这是对城区功能的重新改造。

　　不过，造城本身是场投资，得清晰地预估成本。整个开封的财政收入也就50亿，仅拆迁就耗费20年财政收入，如果计入旧城维护费用，和新城建设费用，对当地财力而言，必然是笔天文数字。实际上，开封造城计划早有提出，却一直因资金困难搁浅，现在资金问题也同样未解决，当地表示将靠发行地方债或向银行巨额贷款筹措资金，这无疑要背上巨额负债，仅利息都将是沉重负担。边建设边还债，这笔债要靠多少年的旅游收入还完？负债累累的公共财政还有多少动力改善社会福利？这些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此外，造城所应支付的，还有庞大的社会成本。改旧城、建新城，不只是对城市功能的重新划分，还涉及社会结构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造城，但它们往往有个前提，就是在造城之前，已经发生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从旧城区流向郊区，比如逆城市化现象，这种流动是自然而然的，是人们基于自身考虑的主观选择。先有流动，然后才有对流入区改造成城，虽然也称之为“造城”，但其中的主观意志很弱，造城服务于人口流动。但开封不同，人口迁移得服务于造城，不是自发的，带有行政色彩，且规模庞大。老城区的人口在原有地域上生存，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生活状态，现在这一状态被打破，与地域迁移对应的是生活方式的变更，就业、教育等都要同步调整，这部分社会成本无法量化，却影响深远。新闻中也提到，老城区多为无业或低收入者，要他们融入新的生活空间，无疑是有难度的，成本更是难以估算。

　　从诞生与演化来看，城市本身是经济、人口、文化等要素的综合产物，因而，造城不单是地域扩张的过程，而且是重新建立一套生活、生产方式的过程。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新城烂尾，已提供了深刻教训；过快的城市化，以及缺乏克制的造城冲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早已为公众所警觉。在这些事实之下，举债造城，显然需要审慎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