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引水，基本沿京杭大运河逐级提水北上，向黄淮海平原东部供水，如何处理调水工程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关系，也是一大问题。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政协的通报会上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已于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应作为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依据。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并将于2013年建成通水，希望大运河保护不要影响一期工程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建议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管理规划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相协调，对已规划为南水北调东线二、三期工程建设范围的河段建议不纳入申遗预备名单，以给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留有空间。在大运河保护限制性建设的内容中不包含南水北调工程等。

　　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表示，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委的沟通协调，尽力争取理解与支持，以有利于申遗成功为前提，尽快就大运河遗产保护总体规划达成共识，早日报国务院批准实施，确保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顺利实施。

　　底线何在

　　“大运河是跨多个省市的巨型文化遗产，如果一些重要的工程点段不进入申遗名单，量不上去，申遗就不可能成功。”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在协调各方面关系时，底线必须保住！值此申遗的关键时刻，各个部门应该多做些补台的事。”

　　上级部门不相一致的意见，对地方的申遗工作造成影响。江苏省被列入大运河申遗的河段长度和遗产点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总共入选的65个遗产点和28条河段中，江苏省就分别占了25个和14条。“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已进入关键期，但曾多次提及的《大运河保护条例》以及国家层面关于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法规至今尚未出台。”江苏省文物局局长龚良在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作出的汇报中陈述，“虽然我省有关部门以及部分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大运河保护或发展的规划、规章或要求，但更多的只是条线管理，从宏观管理层面，这些文件难以对运河整体保护和统一保护形成有效指导和约束。”

　　龚良介绍：“南水北调工程与航道提升工程都是国家战略工程，且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均早于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很多在实施或拟实施项目与运河本体保护存在冲突。在部门协商时，省市层面水利厅、交通厅和文物局往往容易达成一致，但国家部委却相对比较强硬。建议大运河省部际会商小组多加强沟通，难点问题多在上层予以解决。”

　　京杭运河江苏段是国家水运主通道，也是江苏省“两纵四横”干线航道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常年有十多个省、市的船舶运输航行，担负着江苏省长三角地区经济重地大宗物资及时中转集散及北煤南运战略任务。其中，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承担了江苏苏北四市绝大部分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的运输，2011年货运量达2.2亿吨；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2011年货运量达2.4亿吨。

　　江苏省水利厅在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作出的汇报中坦言：“文物部门与水利行业有诸多认识上的不一致。如：洪泽湖大堤保护与申遗工作，水利部门认为，作为活态文化，它的首要功能是防洪御旱，护守国家、社会的安全；而文物部门认为是文化遗产，需要守旧如故地加大保护，这就形成了认识上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江苏的运河至今还发挥着其活态的功能。对水利部门而言，它就有许多需要开挖、修复和整治的过程。而申遗则希望整个河段都列为遗产保护，如淮扬运河就碰到了这样的矛盾”。

　　同样的矛盾在浙江也有反映。内河航运在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浙北运河网经过“九五”时期以来的航道等级提升改造，货运量从1995年的0.8亿吨增长到2011年的2.6亿吨。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在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作出的汇报中提出：“根据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一旦申遗成功，相应的保护主体和周边环境将被‘凝固’，航运活动就可能受到限制，航运功能就有可能无法正常发挥。我们认为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活动应以不限制航运、不影响航运发展为前提，以保护和促进内河航运发展为重要目标。”

　　“争取国际话语权”

　　目前，已有一些运河及其相关的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法国的米迪运河、比利时的中央运河的四条吊桥、加拿大的里多运河、英国的旁特斯沃泰水道桥运河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

　　“外国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项目，由于交通生产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功能多没有了，多是标本性的。”张廷皓说，“但大运河在山东济宁以南的初始功能是保留的，而且保留了2000多年，这就是它的核心价值，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运河能够这样。大运河为什么今天依然生机勃勃？就是它还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像保护长城那样去保护它，应该看到，大运河正是适应了历史变化的因素，才活了下来。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运河是发展了2000多年，变化了2000多年，并且今后还可能变化，所以不能参照其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我们要探索如何保护大运河，并使它更加有生命力。”

　　参加调研活动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前副局长张柏强调：“尽管在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规划的制订上还有不同意见，有两条必须坚持，一是必须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二是必须符合文物保护法，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保护规划，这是原则。”

　　“处理水利水运与保护的关系，能否借鉴古城保护的模式，就是外面不动里面动？”刘庆柱说，“在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如果不给空间就谈不上保护。比如这一段，你就必须让，给谁让？给历史让，但不是都让。遗产不是文物局一家的，是国家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弱势的，你稍微倾斜一下，心疼它一下，行不行？”

　　“大运河作为在用活态文化遗产，有着一般文化遗产的共性，也有着不同于古建筑、古遗址等文化遗产的特性，在处理保护和申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跟踪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各部门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水利、航运、南水北调等工程建设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申遗在我国尚属首次，目前更是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要解决好活态文化遗产申遗与发展的关系，首先，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找寻矛盾的症结。其次，组织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再次，运用创新思维，将世界遗产的基本理论与大运河实际相结合，创造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发展的方式，并争取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