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最重要的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基本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垄断这些服务，造成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供给的不足，政府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缺少超前规划的眼光;二是质量很低，如公立的教育服务，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之后，没有了改善服务的动力;三是配置不当，掌握财政资源的政府部门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将资源更优地配置(其实也是做不到的)，而是如何方便集中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喜欢在城市中建几所现代化的医院，建一两所大型的图书馆，而很少把资金投向社区性的医院和社区图书馆，所以，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以及社区性的图书馆在国内绝多数城市中几乎连影子都看不见。

　　有一个极为常见的谬见是社会性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如由私人供给，那么会产生“市场失灵”，因此他们把“社会服务”称为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我们须知，医疗、教育和交通等等“公共产品”和任何其他的服务在性质上没有任何的不同，如其他的服务(如餐饮)可以由私人供给，那么这些服务也是可以由私人供给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区分什么服务应该是私人服务，什么服务应该是公共服务的，比如住房，有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这时它有“公共品”的性质，如是私人购房或租房，那就是私人品了，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提供公共品一定比居民自己购买私人品更优。

　　私人提供社会服务的一个好处是“支出”和“得到的服务”相对应，即个人有多少的支出，就会得到多少的服务，比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城市居民可以直接向私人生产者购买，而交通服务根据占用道路的多寡，向道路的所有者或私人代理人缴纳费用。在私人供给社会服务的模式中，私人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者之间是合约关系，因此，也是对等和平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确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而政府通过税收提供社会服务却是强制性的，是对契约关系的排斥，政府提供的服务再差，居民都要接受，没有选择。还有，政府和居民之间不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由于税收是强制性的，我可能并不需要那样的服务，但却被迫地为之缴纳了税。由于政府具有这种强制的权力，政府往往不会因为它有多少财政收入而办多少事，而是想办多少事就征多少税，这就导致税负越来越高。还有，税收虽然也是“公共服务的价格”，但这个“价格”是一个“整体性的”价格，而不是针对某一服务的“价格”，因此，也就不能反映市场供需的变化。再则，税收作为价格是很模糊的，不透明的，如间接税就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政府投的钱多，创造出的社会服务就多，比如医疗服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政府投了很多钱，但仍很缺乏，而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却不需要政府投入一分钱就能不断地生产出需要的服务来。因此，社会服务供给的多寡和财政投入并无直接联系。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幻觉

　　在城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公共”服务不均现象，如公务员，特别是官员享受的“公共”服务要远高于农民工，这当然是社会不公正的体现，但消除这种现象的手段不是把大家享有的社会服务都扯平，这是不可能的

　　既然是私人提供社会服务，就不会有服务的“均等化”：付的钱多，得到的服务就越多。当前，在城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公共”服务不均现象，如公务员，特别是官员享受的“公共”服务要远高于农民工，这当然是社会不公正的体现，但消除这种现象的手段不是把大家享有的社会服务都扯平，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不同人享有的社会服务(某种意义上就是私人服务)肯定是不同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即消费能力和购买的意愿。

　　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打破身份的歧视，使不同的人不因为其身份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社会服务，换句话说，不能按照身份的不同来分配社会服务，不能用身份来交换服务。但更为准确的表述是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分配主体，因为如存在这样的分配主体，并让它履行“均等化”的职责，则意味着给予这一主体很大的权力，那么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将受到很大的威胁，所有上述社会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好处将不复存在。

　　城市是自发形成的，最初是由于市场的出现而出现，这也许是“城市”一词的由来，但现在，城市也是权力部门的聚集地，城市离“市”似乎越来越远。不同的城市，如果是走市场道路，那就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城市之间将会有制度的竞争。但现在，在政府主导，政府垄断社会服务的情况下，不同的城市其实都只有一个模式，城市生活也就变得乏味无趣。我们应该恢复城市化的本意，让城市回归“市”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