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建设模式多为政府倡导、市场推动、市民广泛参与，而国内的模式多为政府主导、市场响应、市民有限参与。”李迅补充说。

　　论坛向人们展示了瑞典耶夫勒省及我国的贵阳市、天津滨海新区3个案例。这3个地区共同的特点是自然生态景观丰富、工业发达。但从纵向对比来看，这3个地区的行政级别不同，分别为省级、市级和片区，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耶夫勒省地广人稀，是瑞典新兴港口省份，主要工业有木材、造纸、机械制造、钢铁等。与中国同类工业城市相比，耶夫勒的制造业机械化程度更高，用流程化、智能化来代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其人均GDP远远高于我国城市。

　　贵阳市能源资源富集，以对内发展为主，拥有冶金、机械、化工、食品、建筑业五大支柱产业。目前，贵阳正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经济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京津和环渤海两大城市带的交汇点，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通道。自然资源丰富，科技人才密集，产业基础雄厚，交通通讯便捷，具有集国际化港口、高度开放的功能区和大片可供开发土地于一体的综合优势。

　　李迅表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外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作为发达国家，欧洲国家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建设，城市规划布局与发展策略已基本成型，现阶段主要是从细节着手，对原有的模式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修正；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建设浪潮才刚刚涌起。

　　在产业形态上，中外城市也存在差异。欧洲国家的产业形态为知识科技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知识型企业，因此，相对更容易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建设的双赢；中国的产业形态仍为工业型，需要通过制造业来实现经济发展。

　　“此外，在建设主体作用、建设方法、建设手段和工具、实施范围、地域尺度、理念、生活方式和人员整体素质等方面也存在不同。”李迅补充说。

　　■接下来该怎么做？

　　□通过文明转型及政策、技术、文化有机融合实现目标

　　目前，国内对于生态城市的普遍认识是，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当前人们对‘低碳生态城市’内涵的理解有待进步提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表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一种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生和文明进化的过程。”

　　王如松强调，这个过程并非理想中的乌托邦，而是可以通过文明的转型以及政策、技术、文化的有机融合来实现。

　　在贵阳，生态城市建设通过“一城三带多组团、山水林城相融合”，即以政府为主导，结合贵阳市的地形地貌的思路，最大程度地利用和保护了资源。

　　叶青认为，这种空间布局结构结合了城市自己的地形地貌，体现了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培养城市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在产业结构方面，要积极转型，由低端向高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向创新型科技发展。

　　扩展到其他城市，叶青表示，生态城市建设可以从指导理念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出发。

　　首先，建立城市生态评估指标体系方法，引导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目前，人们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雏形期”，城市在运行过程中，偏向于享用其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对生态补偿和补偿过程规律还缺乏基本的认识。而建立动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引导城市向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方向发展。

　　其次，运用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内在规律，进行生态诊断，指导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生态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要结合城市的具体特征现状，注重目标设计，面对复杂的城市生态系统问题，抓住重点，促进问题的解决。

　　当前国外较为成功的生态城市，多数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主要战略。通过规划和设计，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进行土地综合利用，使人们能够就近入学、工作和享用各种服务设施，缩短人们每天的出行距离，减少能源消耗，进而实现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土地的混合利用，实现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