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的城市化步伐加快，绿化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越来越高，许多城市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争创“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宜居城市”等各式各样的城市发展目标，无疑更加刺激了城市绿化的市场需求。园林绿化业已成为一个企业争相投资的热门行业，同时也成为了一个腐败的高发区。近日，媒体曝光的云南、广西等地的园林绿化腐败案，相继提供了典型案例来佐证，同时也更加深化了公众对“绿化腐败”的认识。

　　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长”到了150多万元……巨大的“利润”让许多承建方铤而走险重金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取园林绿化工程的承建权，于是官员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曾爆出类似的“绿化腐败”案。

　　虽然“绿化腐败”案频发，但其实并没有多么高明的“技术含量”，主要还是一个权力寻租问题。正如业内人士的分析，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这种看得到的“利益”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性，腐蚀了许多“把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社会食利主义者，最后势必会出现“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最后开价可能就达10多万元”的现象。

　　“绿化腐败”具有工程腐败的一些共同特征，“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同样是园林绿化行业产生腐败的一个共通原因。预防腐败，无疑还需要加强制度监管，减少工程投资随意性，工程决策要监督，采购招标要公开透明，财政开支要重重审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化腐败”没有什么典型意义，腐败的原因和预防腐败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腐败的金额、破坏性、影响力也不是最大。但是，为什么“绿化腐败”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其实与“城市绿化奢侈病”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科学的政府决策既拉动了城市对古树名木的需求，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空间。

　　由于城市绿化的巨大市场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早已是奇货可居，今年年初青岛市更是启动了一场高达16亿元的“植树增绿”建设运动，这些价值不菲的树种和建设投资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而这些绿化工程决策之初无疑都经过了政府部门的立项审批，实施前还征求了当地人大、政协的意见，甚至还写进了当地政府工作报告，谁也没有想到事后会遭遇这么多市民的反对。当前，许多地方政府都致力于城市改造和形象提升，并将其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大拆大建”之外投入巨资“多种树、大种树、种大树”，大搞“形象园林工程”、“政绩绿化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在决策上又掺杂了太多的“长官意志”，使得采购招标等关键环节处于不透明、不公开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腐败多发的诱因。

　　“城市绿化奢侈病”并不必然导致“绿化腐败”，但大量绿化资金的投入无疑为其创造了机会。告别城市奢侈病，还原城市绿化的本来目的，绿化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更节约，腐败的获利空间完全可以被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