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彦也留意到了这一点，“80后农民工最大的特点是‘不恋乡’，他们大多接受过文化的熏陶，渴望稳定的城市生活，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同时，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就业更加趋于稳定。有分析指出，人口流向由过去普遍的单向流动向多向流动转变，新增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培育的城市群和城镇化地区。此外，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成趋势。

　　《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生活时间超过5年，从事目前工作的平均时间接近4年，全年平均回老家不足2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对此，刘治彦分析说，总体看，人口流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基本状况，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现象已遍布全国各地。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则更集中在那些努力在城市立足生活的流动人群身上。

　　而流动人口持续增长，使各地区管理疏导压力进一步增大，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备受考量。“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管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制度缺位。”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就此表示。

　　刘治彦也表示，“质量不高的城镇化”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反映在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身上。“以社保为例，由于缺乏与常住人口平等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在遇到患病、失业、工伤、生育等困难时，往往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补贴和服务。”他说，“他们只是‘被城镇化’了而已。”(中国财经报)

　　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的确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即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此研究的结论之一是，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城市化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拉动中国发生巨大变迁的三驾马车，而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数据，在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同时，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这2亿多人主要是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也就是说，这2亿人是算入城镇人口中的。如果从现有的6.91亿城镇人口中，减去2亿的话，还能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城市时代吗?

　　当然城镇化快与慢的判断不是简单、粗暴的人口数加减。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高奏凯歌的同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还有2亿多 “半城镇人”。

　　这2亿多 “半城镇人”的特点是：他们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们住在城市，但根在农村;他们候鸟般迁徙，为生存其中的城市贡献价值，却无法享受城市给予的福利。

　　用图画描述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如同一个杠铃，一头是农村，一头是城市，中间横杠就是流动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就是一个左右匀称的杠铃，两头一样大，然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城市那端越来越大，农村那头越来越小，变成了不对称的杠铃。而中国城镇化则不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那头越来越小，城市那边也没见变大，变大的是中间的横杆，最后杠铃可能变成了一个橄榄球。这种城镇化结构，我们称为“伪城镇化”。

　　称其“伪城镇化”，原因是我们人为设置了很多进入城市的门槛。当然不少门槛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户籍等，围绕户籍等背后集结的众多利益，又让改革举步维艰。除了这些固有的门槛外，在当下，我们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又制定了逆城市化的政策和举措，比如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用行政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来挤压外来低收入者的生存空间等等。这些城市管理者遵循的依旧是“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他们始终没有明白，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答案很简单：“城市是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城市。”

　　而且城镇化的核心不仅是城，而应是城与乡的统一。城镇化的目标不仅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迅速增加，而应是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所以，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是生产要素双向、自由的流动。但实际情况是，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无论是显性成本还是隐性成本都是高昂的。在许多省市，实际成本甚至高过了跨国流动。“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加快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出台包括推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在内的政策尤为必要。(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