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流动人口关心流入地的发展和变化，融入当地社会意愿强烈

　　这群被称为“城市候鸟”的流动大军，身影无处不在：平时遍布在各个城市各个工地和工厂的建设角落;每年的春节前后，他们更是春运大军中的主角。今天,无论是城市的GDP还是繁华的商业街,背后都有流动人口的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并不对等。

　　刘治彦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稳定后，他们就更希望在城市里找到归宿感。他们在城市里对家庭居住、就业保障、子女教育等要求就更加迫切。

　　然而现实是，中国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仅有51.3%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30%。尽管2011年流动人口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比重稳中有升，但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

　　此外，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报告》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地位、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等五个方面构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显示，流动人口总体融合水平不高。而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稳定以及流动人口的增速趋于平稳，这一问题将会更加明显和趋重。

　　再从社会保障角度而言,城市也没让流动人口感受到应有的“温暖”：比如,有报道指出，公租房最适合流动人口居住,而大部分流动人口租住在价格较高的私房。《报告》称，大多数流动人口关心流入地的发展和变化，融入当地社会意愿强烈。但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其他社会群体交流却并不多，社会参与渠道较少。

　　流动人口面临的压力背后体现的是城市发展与管理的矛盾。刘治彦说，各地不断出现“民工荒”是“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的征兆，与此同时，占流动人口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潜力，还没有得到很好挖掘，他们在城镇生活，却无法如有城市户口的同龄人那样，在城市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培训，其劳动技能相对不足。

　　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流动人口的不稳定也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如何让“双刃剑”不“伤人”?刘治彦表示，城市需要真正接纳流动人口，把他们融合到城市“社会”中来。这需要城市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政策上要一视同仁，同时也应该将住房、教育等问题纳入考量。

　　应该给逐步稳定下来的流动人口更多关注，让他们能切实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

　　2.3亿流动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对中国社会管理是一个大挑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程亚文撰文指出，城镇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处于“游魂”状态，这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难度不言而喻。从公民权利角度看，2.3亿人中80%是农村户籍即所谓“农民工”，他们为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却没有很好分享城镇化的发展成果，在公共服务上备受歧视，这很不公平;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2.3亿流动人口是中国当前最为丰富的一部分人力资源，确保他们在城镇安居乐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最大的利好。

　　“制度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刘治彦说，流动人口始终处于弱势的一方，现今针对该群体的制度设置重管理而轻扶持，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关照。相反，以户籍为典型的制度设障，导致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等诸多层面受到“歧视”。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在2.3亿的流动人口中，有七成以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值得关注。杨燕绥认为，出现制度缺位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流动人口没有记录，也就没有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

　　有分析指出，要改变流动人口权利弱势的现状,显然不能全指望各个城市主动同情、怜悯,而是制度要给流动人口真正撑腰,包括保障他们参与工资协商的权利,保障他们子女上学、就地高考以及在住房、社保等改革方面的话语权,包括赋予他们在城市的选举权等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当然，把流动人口纳入稳定的保障体系，本身有很多困难。但流动人口逐步稳定的趋势，为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条件。“应该给这些逐步稳定下来的流动人口更多关注，让他们能切实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更稳定地融入城市生活。”

　　实际上，各地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许多人口流动大省纷纷出台政策，欲保障流动人口更多权益，实现公平对待。不过，有专家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仍然存在诸多困难。“比如跨地区社会保障接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推进却很缓慢。”该专家表示，主要原因就是该制度一旦实行，意味着流动人口离开一个地区后，也会带走其社保资金。这也说明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要实现与市民在身份、就业、社会生活上的完全平等，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