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农村劳动力也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刘治彦认为，当前更应该做的是把流动人口的劳动权利维护好，把劳动潜力挖掘好，这可以在今后一些年有效减缓因劳动人口占比下降和总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同时要为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地生根创造条件，打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还要有力保障流动人口的劳动权利，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起来，能够负担租住房屋、子女教育等基本的生活开支。

　　乐观地看，流动人口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在得到重视和推进，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正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进展，有观点指出，这无疑“暗合了民众对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吁求”。 (中国财经报)

　　流动人口权益迫切需要制度关照

　　如此看来，过去那种将流动人口问题区域化的认识已经过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面临流动人口问题，内地各大城市也面临相同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现象遍布全国各地。然而，总体看，人口流动呈现“农村包围城市”、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基本状况，这无疑是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结果。

　　具体看流动人口的诸多新变化，其背后是流动动机的转变。《人民日报》在其相关报道中援引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的观点，认为由“80后”、“9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其表现为，流动人口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扎根城市转变’、‘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过去巨大的流动人口基数通过春运得以直观呈现，如今繁忙的春运在延续，然而，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则更集中在那些努力在城市立足生活的流动人群身上。

　　流动人口带来一个流动的社会，这一群体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尊重，就可能造成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有两个视角值得注意，一个是文化方面，我国的流动人口去到工作地，往往保留了原本的生活习惯，不会轻易被同化，他们根据籍贯组成集群，习惯于用相对传统的方式应对遇到的变故，一个人一旦遭遇不公，其所在的集群就会为之伸张正义。因此，流动人口对地域歧视存在天然的敏感，容易将个案上纲上线，甚至因此引发群体性冲突。

　　另外是制度方面，当前流动人口的价值被简单地表述为“人口红利”，人口等同于人力资源，流动人口被简单地概括为经济现象，从个体角度看，其劳动付出所得到的回报有限。流动人口始终处于弱势的一方，现今针对该群体的制度设置重管理而轻扶持，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关照。相反，以户籍为典型的制度设障，导致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等诸多层面受到歧视。

　　在流动人口基数较小的阶段，谈论流动人口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基于问题而产生的诸多制度设想，可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然而，当下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日趋普遍，乃至成为各地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下，谈论制度设置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尽管尚不能一步到位，从制度上彻底消除流动人口的弱势地位，但是，当前更应该致力于“零星社会工程”，从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上着手，赋予流动人口更多的权益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出于实际的利益诉求，还是对抽象的权利向往，流动人口问题要想获得解决，多数时候只能依靠权力的主动作为。流动的社会把传统的“差序格局”移植过来，熟人社会在流动中照常运转，如何在新的环境之中进行畅通利益表达有待重视。

　　流动人口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中国社会正走向开放，当社会逐步走向平等，那些不平等的因素更容易被我们察觉。为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进展，这无疑暗合了民众对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吁求。打破制度藩篱，建设一个“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南都网)

　　短评：身体进城并不等于城市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51.27%。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这标志着我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而在2010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还分别是66979万人和67112万人。

　　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表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还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但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要着力避免两种“城市化陷阱”，一种是类似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的，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了城市中贫民窟的大量出现;另一种是类似非洲国家的“贫困城市化”，非洲很多国家在经历了城市化改造之后，并不能把现代文明提供给城市居民，反而使农民失去土地，造成了新的贫困。

　　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很多农民工在进城后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而要真正做到让农民工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需要许多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得以解决。以就业为例，理论上说，每两个农民工进城，就需要新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中国城市人口首超农村提醒我们：一方面，要防止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大军”。一定要扎扎实实发展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使得城市化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要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使得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让他们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总体而言，虽说城市化的发展利大于弊，但城市化的推进也对中国经济提出一些新的挑战。比如，随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今后国内城市化进程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增速下降，加上城市人口老化，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持续衰减。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较快发展，就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