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已经完全"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所谓"中国特色"，是因为"城市病"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作为后发经济体的中国并未幸免，不仅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还患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明显表现出来的特殊病症。

　　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的扩张几乎就是完全建立在对传统的破坏之上的，30多年来，我们已经令人痛心地拆掉了太多无价的古迹，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许多温暖的记忆。

　　而我们所收获的只是一条条宽阔却缺乏人性的马路、高耸却不伦不类的建筑，并且千城一面，体现不出任何地方文化特点。

　　一位出生在广州老城的学者因此把这种城市扩张中不顾人性的豪华膨胀称为"城市剃刀"。

　　不仅如此，由于加入了具有显著"权贵"色彩的扭曲市场化元素，城市被进一步"碎片化"。在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所谓"黄金地段"，我们都能看见被铁栅栏包围得严严实实、到处安装了摄像头、配备了警觉保安的"孤岛"或"碉堡"式高级小区。

　　它们一方面将城市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地"俱乐部化"占有，另一方面又与城市的其他部分相互敌视。

　　从根本上看，这种因严重的不安全感而导致的碎片化趋势，体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因为城市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对一切陌生人开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间。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这次"7-21"暴雨首当其冲地表现出来的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精神价值的背道而驰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更加本质的致命缺陷。

　　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究竟因谁而生？有评论敏锐地指出，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话语权的人还没有想清楚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也不知道我们要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道理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人，也就是城市中的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对城市规划最关心、与它具有最直接的利益关系的，是这个城市的老百姓。

　　城市精神的发育与城市的管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期，我相信这个时期很有可能会持续几十年，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城市化也将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因此，对于领导者和决策者来说，城市的规划管理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但是，当前国内许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至少在一些重要观念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偏差和不足。

　　著名学者简o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蜚声世界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这部经典作品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城市发展中的得失，细致地探讨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兴衰的奥秘，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雅各布斯女士的核心观点是，城市各种各样的多样性是城市赖以生存发展和保持持久活力的生命线。这些多样性来源于城市众多而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的差异，而且它们是互为联系并互相支持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城市的多样化是自然天成的，"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是各种各样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

　　简单地说，衡量一个城市或它的某一街区是否成功的标志并不是它的宽敞崭新的马路、摩登气派的高楼、开阔气派的广场和幽静整洁的绿地，而是它的"人气"。只有人气充盈活跃，前面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

　　对雅各布斯来说，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顺应和促进这种多样性。换句话说，评估任何一项城市政策的首要立足点，就是要看它是有助于促进还是损害这个城市--通常是城市的某一街区--既有的人气。

　　雅各布斯的理论革命性地颠覆了西方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主流城市理论，后者大多强调城市的秩序和规划，主张人为创造。

　　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管理者来说，简o雅各布斯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管理者不要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可能是美好的--去强求城市的整齐划一，也不要去人为地规划城市的"功能区"，更不要贪大嫌小。

　　因为对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多样性和活力，某种程度的"乱"和大量小企业的存在恰恰促进了城市的多样性。

　　城市既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一幅油画，以工程师对待机械的态度或是以艺术家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去规划和管理城市，都将给城市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城市更像一个有着自然生命的有机体，遵循着它自身新陈代谢的节奏。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管理者应当无所作为，只是这种作为应该自觉融入城市自然的新陈代谢节奏中去。

　　站在更广的视野中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前途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抱负，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明智的领导者却必须时时克制自己将个人抱负赴诸实施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