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评价说，这两个书记，一个复古造城，一个崇洋求新，“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趣味和审美品位对一个城市的规划样式影响很大”。

　　造景并非不可

　　“造城、造景都应该否定吗，并非如此，城市毕竟要靠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为例，这是一座于1956年至1960年间从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城，城里不见古迹遗址，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却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1987年12月7日，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杭州西湖之所以幸存至今，也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多次人工疏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造景未尝不可。但关键是根据城市需要和发展可能性进行科学规划，少付出生态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刘德谦说，近日开封官方辟谣称并非要千亿打造汴京，而是为了改善棚户区，使居住在破旧民居中的老百姓有更舒适的环境，“以这样的目的去改造当然是可以的，但开封有没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和可行性规划，这是最值得关心的”。

　　俞孔坚的观点类似，“我并不反对造景，但所谓的景观是为了解决人和土地的关系，为了人和生态环境良好共处。”他说，“如果劳民伤财，没有水硬造水城，破坏良田去造所谓绿化景观，这都是极为错误的价值观。其实每一寸土地，农田、果园、麦田等农业活动形成的景观都是很美的，没有必要刻意去挖湖堆山。”

　　“虽然大同有非常好的资源，有城墙、四合院等，但城墙也只剩一些土堆了。大同最后把城墙改成砖砌，还吊了城门，修了护城河，这就是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徐颖曾经参与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战略规划工作。徐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拆了太多，基本没有原汁原味的东西了。但对于重建‘假古董’，在学术界内仍有很大分歧。”。

　　沈望舒认为，城市造景应该是点缀性的，“像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早就没有大规模建设的余地了，而我们现在进行的仍是‘推平头’式的改造，这种城市规划是地方领导者想要大展宏图的产物。”

　　他说：“在一套规划出炉和执行的背后，常常伴随着多种力量的博弈。政府追求政绩，开发商看重效益，被推上规划一线的专家学者多扮演木偶角色，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各种利益裹挟和淹没。”

　　在敦煌古城复原项目中，敦煌当地政府表示要发挥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和机构在规划建设中的参谋顾问作用，两年四度组织国内外专家召开研讨会。这些探讨会的结果，多是帮政府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后的好处。

　　“专家学者变相沦为地方政府推进城市造景工程的宣传工具。”沈望舒说。

　　规划中的力量制衡

　　作为业内人士，李明告诉本刊记者，“在政府项目上，一些坚持原则的业内人士常常不能发出声音。一般情况下，即使不同意政府的规划要求，规划院方面也基本没有谈判空间。”

　　“我之前负责的西部某历史文化名城总体规划中，政府坚持要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当地特色的黄土民居，并在旧城内高强度开发。”李明说，规划院当时提出多个新区方案，“坚持将核心功能疏解到新区，旧城以保护为主，但经历两年的沟通都很难推进。”

　　徐颖也遇到过同样的分歧。“政府的意见都会和规划师的意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很多利益，我们只能尽力坚持底线。”

　　李明认为，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政府追求的是短期政绩，而城市规划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东西有时候很难调和，我们必须尽可能向政府方面讲清后果，规划院理应站在专业角度引导政府决策，毕竟某位领导个人的想法能不能落地，还需要通过上级政府组织专家进行审批。实力强的规划院可以通过沟通争取一些领导的退让，而小设计院极有可能沦为实现领导意图的‘画笔’。”

　　参与博弈的几种力量中，“商业力量和市场力量也无法回避，问题是商业利益和政府战略联合后，过于强大，现实中缺少一个能和它们抗衡的力量。”李明认为，制衡各方的公正力量只能来自公众，“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需要有渠道表达。但目前公众参与状况很不乐观，尤其是大城市的宏观规划。反而是我之前操作的一些村庄规划，还比较理想。”

　　李明说，在村庄规划中，他们尽可能广泛地让公众参与，“因为村庄是很小的社区，我们把大多数人的意愿集中起来做规划。这种公众参与的方式，在西方的城市规划过程中有很长的历史，也形成了理论。规划师是一个协调人的角色，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坐到一起去谈。”李明说，“在西方经常会为建一个房子、修一条路讨论几年，这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根本承受不起这个成本，但未来应该逐渐朝这个方向过渡。”

　　缺水一方面又怕水，北京“7·21”暴雨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城市内涝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大城市的通病，而且日趋严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迅速扩张，“重地上轻地下”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城市暴雨洪水的防治成为了城市突出的软肋。

　　据我所知，我国有地下排水系统的城市大概只有50%左右。即使有这种排水设施的城市设计标准也偏低，人家是3?5年一遇，我们的标准是1?3年一遇，而且建设的时候还往一年一遇上靠。城市的管理水平也较低，跟国际上先进的城市相比，我认为起码相差一百年。